技术进步为什么有时会先让世界变得更危险?
2026年10月24日
1830 年 8 月 26 日,21 岁的英国女演员范妮·肯布尔(Fanny Kemble)在利物浦郊外登上了一台机车的踏板。驾驶它的是乔治·斯蒂芬森(George Stephenson),利物浦—曼彻斯特铁路的总工程师。肯布尔后来在信里说,那台机车像一头“喷着鼻息的小动物”,她甚至想伸手拍拍它。回程时,斯蒂芬森把速度开到了极限,每小时 35 英里,“比鸟飞得还快”——他们真拿一只沙锥鸟比过。“你想象不到那种劈开空气的感觉,”她写道,“我站起来,摘掉帽子,‘把面前的空气一口口喝下去’。”1
三周后,9 月 15 日,这条世界上第一条城际客运铁路正式通车。肯布尔又坐上了开幕列车。沿线挤满了人,挥着帽子和手帕喊叫,她说自己的情绪“升到了香槟的高度”。列车在中途的帕克赛德(Parkside)停下加水,几位乘客下车舒展腿脚,其中有利物浦选出的国会议员威廉·赫斯基森(William Huskisson)。另一条轨道上,一台机车正来回跑着展示速度。有人在喊“停车!让开轨道!”赫斯基森年纪大、身体差,被四面八方的喊声弄得不知所措,“完全慌了神,茫然地左右张望”,随即被机车撞倒,车轮从他腿上碾过。当时离现场不到三码远的威尔顿夫人对肯布尔说,她清清楚楚听见了骨头被碾碎的声音。除了那一声,和赫斯基森夫人的一声尖叫,周围的人一个字也没有说出来。1
威尔顿勋爵当场扎住了断裂的动脉。斯蒂芬森亲自开车,把伤者送往附近的埃克尔斯。赫斯基森当晚死去,临终前还听见礼炮宣告威灵顿公爵抵达曼彻斯特,说了一句:“愿上帝保佑公爵今天平安。”2 他常被称为第一位铁路事故遇难者,严格说并不准确:1815 年,英格兰东北部纽博特尔煤矿一台靠机械腿行走的试验机车在演示时锅炉爆炸,13 人丧生;1828 年 7 月 1 日,斯托克顿—达灵顿铁路著名的“机车一号”加水时爆炸,炸死了司机约翰·克里,零件散落在周围的田里,后来被一块块捡回来拼好。34 赫斯基森只是第一个死在全国目光下的人。
肯布尔在 9 月 20 日的信里写了一句很冷静的话。她说这场惨剧引起的恐怖固然巨大,“我却忍不住觉得,它的效果是多么短暂”。第二天,人们就开始认真但随意地谈论它;再过一天,提起时“几乎没什么感觉了,好像它不曾在我们眼前发生过”。1
这篇文章想追问的,就是那几天里发生的事,以及同一件事在之后两百年里一次次重演的方式。一项新技术的好处往往立竿见影:更快、更亮、更便宜、更少疼痛。危险却常常要等它被大规模使用之后才显形,而等危险显形时,人们已经离不开它了。历史上相当一部分的技术进步,是先把一些人推进更危险的处境,再靠尸检报告、事故调查、法庭、立法和工程标准,慢慢把危险压下去。这个过程不是必然的,也不是所有技术都如此,但它出现的频率高得让人无法视而不见。

一、锅炉
1838 年 4 月 25 日傍晚,崭新的明轮汽船“摩泽尔号”(Moselle)停在辛辛那提上游的富尔顿码头,接一户要搭船的人家。据当晚 8 点就印出来的《辛辛那提辉格报》号外,船长在停靠的整段时间里一直把蒸汽死死攒着,“想把这条船的高速展示到极致”。明轮刚刚转动第一圈,锅炉就炸了,“声音如同最猛烈的雷鸣”。“人头、四肢、身体和血,从空中向四面八方飞去。”船长被直接抛到了街上,捡起来时已经死了;还有一个人被抛过邻近一栋房子的屋顶。岸上一个小男孩眼看着父亲、母亲和三个姐姐在几乎够得着的地方一个接一个沉下去。这家人的一个婴儿后来被找到时还活着,正趴在一块飓风甲板的碎片上顺流漂下。号外给出的结论是:“纯粹的鲁莽和疏忽。”5
那天死了多少人,至今没有一致的数字。号外当晚估计“约 125 人”,后来的研究多写作 150 人左右,也有县志统计已知死者 81 人、失踪 55 人。56 能确定的是,“摩泽尔号”只是一长串爆炸中的一次。1848 年 12 月,美国专利专员向国会报告:1816 至 1848 年间,美国共发生汽船锅炉爆炸 233 起,死亡 2,563 人,受伤 2,097 人。仅 1838 年一年,14 起爆炸就夺走了 496 条命。同一时期的英国,1817 至 1839 年 23 起爆炸共造成 77 人死亡。6
美国内河汽船的锅炉之所以频频爆炸,跟这项技术带来的好处分不开。高压蒸汽机比低压的轻、便宜、马力大,适合在密西西比河那种水浅流急的河道上逆水行船。汽船之间竞争激烈,先到码头就是名声和生意,比赛时通行的做法是给安全阀加重物,或者干脆把它绑死,让锅炉里的压力降不下来。6
1817 年,费城市议会请工程师研究汽船锅炉。他们的建议在今天看来平平无奇:新锅炉先按两倍工作压力做水压试验,以后每月复验一次,安全阀装进上锁的盒子里,免得船员乱动。市议会认为监管锅炉超出了一个城市的权限,把事情转给州议会,“然后就搁在那里了”。6 在大西洋另一边,1843 年,英国工程师约翰·伦尼爵士在议会特别委员会上反对锅炉检查:蒸汽动力的应用不该有“任何障碍”,验尸陪审团已经足以震慑造得不好的人,经常检查“会造成严重不便”,而且“事故其实很少”。6
美国国会第一次立法是在 1838 年 7 月 7 日,“摩泽尔号”爆炸两个多月后。这部法律要求联邦法官任命锅炉检查员,每年检查两次,船主每次付给检查员 5 美元,这就是检查员的全部报酬。法律没有规定任何检查标准。6 结果可想而知:1841 至 1848 年,大约 70 起爆炸又杀死了约 625 人。国会听到的证词说,检查“形同儿戏”,检查员靠关系被任命,很多人根本不看锅炉,收了钱就走。1850 年爆炸死亡 277 人,1851 年 407 人。6
真正起作用的是 1852 年 8 月 30 日通过的新法。旧法 13 节、3 页,新法 43 节、14 页:最高工作压力 110 磅/平方英寸,每年按 1.5 倍工作压力做水压试验,钢板上打制造商钢印,装两个安全阀、其中一个锁在格栅里,所有轮机员必须持证上岗,私自给安全阀加重的罚 200 美元、监禁 18 个月。6 新法实施后的八年里,汽船各类事故的死亡人数降到此前同期的 65%。一位工程杂志编辑在 1860 年代初的一篇文章里说,大西洋沿岸的汽船爆炸“几乎绝迹了”,西部也大大减少。6
1865 年 4 月 27 日凌晨,“苏丹娜号”在孟菲斯以北的密西西比河上锅炉爆炸。这条船的法定载客量是 376 人,当时却载了 2,300 多人,大多是刚从南方邦联战俘营里放出来、急着回家的北方士兵。前一天,它在维克斯堡刚修过一只锅炉。7 遇难人数各方估计差得很远:国家公园管理局写的是约 1,169 人,国会图书馆的资料说估计数字一路上升到 1,700 或 1,800 人。87 无论取哪个数,它都是美国历史上死亡最多的水上灾难。
1905 年 3 月 20 日早上 7 点 50 分,马萨诸塞州布罗克顿的格罗弗制鞋厂一台火管锅炉爆炸,58 人死亡,117 人受伤。当天的报纸说,一小时内,这座四层工厂就成了一片燃烧的废墟,被压在木梁下的人的呼救声半英里外都听得见。910 爆炸把锅炉整个抛出去 200 多英尺,砸进了一栋民宅。第二年 12 月,林恩市又有一家鞋厂的锅炉爆炸。马萨诸塞州在 1907 年通过了蒸汽锅炉法;美国机械工程师学会(ASME)在 1911 年着手起草锅炉规范,第一版(1914 年版)于 1915 年出版。911 ASME 自己的历史说,19 世纪美国和欧洲发生过“成千上万起”锅炉爆炸。11
从费城工程师的建议到真正有效的联邦法律,中间隔了 35 年。这段时间里,技术本身并没有停滞,汽船越造越多,越跑越快。

二、安全灯
1812 年 5 月 25 日上午 11 点半左右,英格兰东北部盖茨黑德附近的费林煤矿(Felling Colliery)发生瓦斯爆炸。据当地牧师约翰·霍奇森第二年的记述,先是约翰竖井传出两声沉重的爆响,几乎同时威廉竖井也炸了。半英里内的人感到地面像地震一样颤动,三四英里外都听得到声音。煤尘落在附近的赫沃斯村,天色暗得“像黄昏刚开始”,路人走过,脚印清清楚楚地印在尘土里。井下 121 人,死了 92 个,有男人,也有男孩。12
尸体直到 7 月 8 日才开始往上运。家属靠衣服、烟盒和鞋子认人。7 月 15 日那天运上来 21 具,“有些像木乃伊,烤得像在炉子里焙过一样干”。煤矿 9 月 19 日复工。霍奇森记下:“第 92 号的遗体至今没有找到。”12
这场灾难直接催生了一个矿难预防协会,协会在 1814 年的报告里说:“我们只能指望科学界的人了。”13 1815 年,汉弗莱·戴维(Humphry Davy)和他的助手法拉第接手了这个问题。他们的方案是用细密的金属网把灯焰罩住:网能让空气进出、让光透出来,却会把火焰的热量吸走,使网外的瓦斯达不到燃点。戴维的说法是,要把火焰“像鸟一样关在笼子里”。1816 年 1 月 9 日,新灯在赫伯恩煤矿试用。英国皇家学会会长约瑟夫·班克斯写信祝贺戴维,说他“为社会挡住了一场可怕的人类灾祸”。13 戴维没有为这盏灯申请专利。
二十年后,英国下议院一个调查矿难的特别委员会拿出了一组让人不安的数字。在达勒姆和诺森伯兰两郡,安全灯问世前的 18 年里,矿难死亡 447 人;问世后的 18 年里,死亡 538 人,“明显增加了 91 人”。14
委员会给出的解释很直接:安全灯让矿主可以去开采那些“瓦斯太多、一直无人敢碰的煤层”。《泰晤士报》的报道说,“安全灯”这个名字本身制造了一种错觉,让工人产生了“虚假的信心”,也让矿主产生了“近乎应受谴责的冒进”。报告原文说:“无知,以及在冒着最不可原谅的风险的情况下对它的盲目依赖,导致了最惨重的后果。”委员会还遗憾地提到,戴维私下给过的那些使用警告“没有更广泛地公开”。14
同一时期,英国煤炭产量猛增,从 1750 年的 520 万吨到 1850 年的 6,250 万吨。12 按每吨煤的死亡人数算,安全灯很可能确实让采煤更安全了;按死亡总数算,矿工的处境却变得更糟。两种算法都没错,它们回答的是不同的问题。这盏灯让每一次下井都更安全,却把更多人送进了更多、更危险的矿井;而矿工本人很少能决定自己去哪一口井。1835 年 6 月,泰恩河畔的沃尔森德煤矿再次爆炸,死亡 101 人(另一说 102 人)。幸存者作证说,被爆炸后残留的毒气(矿工叫它“后瓦斯”)呛死的人,是被烧死的三倍。14

三、地狱机器
1864 年 9 月初,斯德哥尔摩南岸的赫勒内堡(Heleneborg)庄园,铁匠的妻子安德松太太看着有人把一瓶瓶酸液搬上楼去,对旁人嘟囔了一句:“诺贝尔又往上搬那些地狱机器了。天知道哪天我们会怎么样。”房东事先得到过保证,说没有任何危险。15
9 月 3 日上午 10 点半,诺贝尔家在这里的硝化甘油实验室爆炸。当时的报纸形容那是一根“带着亮红色光芒的粗大火柱”。死者中有阿尔弗雷德·诺贝尔 21 岁的弟弟埃米尔、一名乌普萨拉大学的学生、一个 13 岁的男孩、一个 19 岁的女孩、一个在送医途中死去的 45 岁男人,还有安德松太太本人,镜子和窗玻璃在她身上割出两百多道深口子。15 死亡人数有 5 人和 6 人两种说法。15 爆炸之后,斯德哥尔摩禁止在城内生产硝化甘油,诺贝尔把工厂搬到了梅拉伦湖上的一条驳船里。
硝化甘油的威力远超黑火药,它的问题是太敏感,一震就可能炸。1866 年 4 月 16 日下午 1 点 15 分,旧金山加利福尼亚街上的富国银行(Wells Fargo)货栈里,一名员工用锤子和凿子撬开一只从纽约经巴拿马运来的木箱。箱子大约 2.5 英尺见方,重 329 磅,一个月前在纽约码头上被摔过一次,一路渗出一种“像甜油一样”的液体。没人知道里面装的是硝化甘油。爆炸“当场炸死了在场所有人”。16 附近地面震动了四分之一英里,加利福尼亚街从蒙哥马利街到卡尼街的窗户全碎了,一只人手砸穿了三楼的窗户,一块人脑落在隔壁拍卖行里。当地一家报纸的社论只有一句:“这必须立刻停止……公共安全要求这样做。”17 死亡人数各方说法从 10 人到 15 人不等。18 就在同一个月,4 月 8 日,满载货物的“欧罗巴号”汽船在巴拿马的阿斯平沃尔港爆炸,后来美国最高法院审理这起案子时,判定承运人对不知情的货物不承担责任。16
加利福尼亚随后禁止运输硝化甘油,可是中央太平洋铁路正在内华达山脉里打隧道,工期压得很紧。公司的办法是把原料运到工地,现配现用。一次提前起爆炸死了 6 个人。与此同时,峰顶隧道的日进度从 1.18 英尺提高到了 1.82 英尺。铁路公司的一位老板在信里写了一句话:“硝化甘油见效了。”18
1867 年,阿尔弗雷德·诺贝尔把硝化甘油吸附进一种多孔的硅藻土里,制成了可以安全搬运的“达纳炸药”,在瑞典取得第 102 号专利,同年 7 月又在英格兰的默斯瑟姆采石场公开演示。19 在此之前,他自己在德国克吕默尔的工厂也在 1866 年炸过一次。19
四、头顶上的网
1880 年代的纽约,街道上空密密麻麻地挂满了电线:电报线、电话线、火警线,还有新出现的电灯线。弧光灯用的是高压电,电线和其他线路缠在同一根木杆上,许多线已经废弃,没人清理。
1889 年 10 月 11 日下午 1 点 15 分左右,西联电报公司的线路工约翰·菲克斯(John Feeks)爬上钱伯斯街和中央街西南角一根 50 英尺高的电线杆,去剪断六根废弃的电报线。这根杆子上同时挂着九根电灯线。他没有戴橡胶手套。他身子一歪,碰到了电灯线,按一家通讯社第二天的报道,“一瞬间,整个人僵直了……仿佛被浇铸在一只铁模子里”,血溅到下面的行人身上。他的同伴从杆子上爬下来就跑了。20 副验尸官后来说,这是他职业生涯里见过的最可怕的景象:喉部的烧伤切断了气管,“如果他在空中再挂久一点,头就会和身体完全分开”。他的手指被烧断,掉在了街上。20
成千上万人站在街上看着。尸体在电线上挂了将近一个小时,有记载说是一个多小时。三天前,另一名线路工刚刚被电死。当天的报纸标题是《死在电线里》和《在铁丝烤架上被烤熟》。市长休·格兰特说,这些“置人于死地的电线”必须被弄安全。21 此前电力公司一直靠法院禁令拖延拆线;菲克斯死后,法院不再支持它们,电线杆一根根被砍倒,线路改走地下。21 10 月 30 日,验尸陪审团认定电流来自一根电灯线,称架空电线是“对市民生命财产的持续威胁”。22 电流没有变,电灯线也还是那些电灯线。变的是纽约的容忍度:这些线以前可以先挂上去,出了事再收拾;从那一年起,得先证明它们不会电死人。

五、产房
维也纳总医院的产科分成两个病区。按照 1840 年 10 月的一道皇家敕令,所有男医学生到第一产科实习,所有女助产士学生到第二产科实习。两个病区按 24 小时轮流收治产妇,一周里第一产科收四天,第二产科收三天。23 这套排班无意中做成了一场持续多年的对照实验。
下面是匈牙利医生伊格纳茨·塞麦尔维斯(Ignaz Semmelweis)后来公布的数字,统计的是两个病区里死于产褥热的产妇:24
| 年份 | 第一产科分娩数 | 死亡 | 死亡率 | 第二产科分娩数 | 死亡 | 死亡率 |
|---|---|---|---|---|---|---|
| 1841 | 3,036 | 237 | 7.7% | 2,442 | 86 | 3.5% |
| 1842 | 3,287 | 518 | 15.8% | 2,659 | 202 | 7.5% |
| 1843 | 3,060 | 274 | 8.9% | 2,739 | 164 | 5.9% |
| 1844 | 3,157 | 260 | 8.2% | 2,956 | 68 | 2.3% |
| 1845 | 3,492 | 241 | 6.8% | 3,241 | 66 | 2.0% |
| 1846 | 4,010 | 459 | 11.4% | 3,754 | 105 | 2.7% |
| 合计 | 20,042 | 1,989 | 9.9% | 17,791 | 691 | 3.4% |
塞麦尔维斯记下了这样的场面:有些女人发现自己被送进了第一产科,就“跪下来绞着双手,哀求放她们走,好去第二产科”。25 还有一件怪事:维也纳每年有上千名产妇来不及赶到医院,在街头生下孩子,然后再到医院登记,好让孩子进免费的育婴堂。这些“街头分娩”的女人很少得产褥热。26
维也纳这家产科从 1784 年开办到 1822 年,头 39 年里产褥热死亡率一直很低,中位数 0.8%,只有两年超过 3%。1823 年,医院引入病理解剖学教学,学生和医生开始每天解剖尸体,然后直接去检查产妇。死亡率随之攀升,到 1842 年达到 12.1%(两个病区合计)。26 让产房变得致命的,正是当时最先进的医学:以尸体解剖为基础的病理学,它让医生第一次能系统地把症状和器官病变对上号,也让他们把尸体上的东西带到了产妇身上。那时没有人知道细菌。
1847 年 3 月,塞麦尔维斯从威尼斯度假回来,得知他敬重的法医学教授雅各布·科勒奇卡已经死了:一名学生在解剖时用刀划破了科勒奇卡的手指。塞麦尔维斯后来看到科勒奇卡的病理报告,立刻意识到“他死于的那种病,和那么多产妇死于的病是同一种……我日日夜夜被科勒奇卡的病缠着”。27 他推断,医生手上沾着的“尸体颗粒”是祸根。
按后来重新整理的月度数据,1846 年底到 1847 年 3 月,第一产科由一位不做尸检的助手主管,死亡率降到 4.9%;3 月 20 日塞麦尔维斯回任,4 月份死亡率跳到 18.3%(312 人中死 57 人)。5 月中旬,他要求所有人在进入产房前用漂白粉(氯化石灰)溶液洗手。选这种东西,是因为它能去掉手上那股尸臭,而且便宜,当时人们用它漂白纸张、清洗马厩。从 1847 年 6 月到 1849 年 2 月,第一产科的死亡率是 2.0%(6,189 人中死 122 人)。2628 1848 年全年洗手,第一产科 3,556 名产妇死了 45 人,1.3%。27
塞麦尔维斯在 1849 年 3 月被解聘,部分原因与政治有关,他支持过 1848 年的匈牙利革命。他回到佩斯,1861 年出版了论产褥热病因的专著,又写了一封封措辞激烈的公开信:“成千上万本可以得救的母亲和婴儿死去了,这压在我的良心上……屠杀必须结束。”28 1865 年,他被送进维也纳郊外的一家疯人院,8 月 13 日死于败血症,47 岁。27
1871 年,弗洛伦斯·南丁格尔出版了《产科医院导论》,汇总了一位法国外科医生搜集的欧洲数据:888,312 例医院分娩中死亡 30,394 人,每千人 34 例;934,781 例家中分娩中死亡 4,405 人,每千人 4.7 例。她的说法是:“在家分娩会死两个女人的地方,在产科医院分娩就要死十五个。”29 她自己的基金会 1862 年在伦敦国王学院医院开设的产科病房也没能幸免,六年 780 例分娩死了 26 人,每千人 33.3 例,比同期全英格兰的平均水平高出好几倍,病房最终关闭。29 1876 年,纽约医院的一份委员会报告引用同样的欧洲数据:在家,每 212 名产妇死 1 人;在医院,每 32 人死 1 人。“产褥热已经成了产科的恐怖。”30
建医院本来是为了让分娩更安全。产妇、最好的医生和最新的科学被集中到了一处,感染也就跟着堆到了一处。

六、不疼的刀
1843 年,爱丁堡大学的化学教授乔治·威尔逊做了脚踝截肢手术,没有麻醉。他后来回忆:“巨大的黑暗带来的恐惧,被上帝和人类抛弃的感觉,几近绝望……止血带的拧紧,第一刀,对锯开的骨头的摸索……地板上那条血淋淋的断肢。”31
1846 年 10 月 16 日,在波士顿的麻省总医院,牙医威廉·莫顿让 20 岁的爱德华·阿博特吸入乙醚,外科医生约翰·柯林斯·沃伦从他颈部切除了一个肿瘤。据说沃伦在手术后对满堂的人说:“先生们,这不是骗局。”第二年 11 月,爱丁堡的詹姆斯·辛普森在自家餐厅里和两名助手一起吸了氯仿,11 天后就发表文章,报告了约 50 例成功病例,说根本不需要什么器械,“在布上倒一点氯仿就行”。3132
麻省总医院的记录显示,乙醚日之前,医院平均每月做 1.6 台手术,此后五个月里平均每月 5.6 台;接受手术的女性比例翻了一倍,截肢和骨科手术增多。这份样本很小,只有 40 份记录,但方向很明确。31 病人不必再清醒着让人锯开骨头,医生不必再以秒计算手术时间,许多以前不敢做、不必做的手术开始做了。
1848 年 1 月 28 日,在纽卡斯尔附近的温拉顿,15 岁的健康女孩汉娜·格林纳要拔一个嵌甲的脚趾甲。几个月前她拔另一个趾甲时用过乙醚,没出事。这次外科医生托马斯·梅吉森把大约一液量打兰的氯仿倒在桌布上,捂在她鼻子前。梅吉森在验尸时作证:“她的眼睛闭上了,我把它们扒开,它们就那样睁着。她的嘴张着,嘴唇和脸都白了。我叫人拿水来泼在她脸上,又给她灌了点白兰地,她很艰难地咽下去一点。”从开始吸入算起,不到两分钟她就死了。33 辛普森随即撰文辩称,女孩是被抢救时灌下的白兰地呛死的。32 到 1852 年,伦敦麻醉医生约翰·斯诺已经列出了 21 例以上的氯仿死亡,大多是健康人做小手术。33 英格兰在 1873 年后逐渐改回乙醚,苏格兰则一直用氯仿用到 1914 年。32
手术多了,手术时间长了,伤口暴露得更久,而医院病房里的感染丝毫没有减少。1869 年,辛普森调查了 374 名乡村外科医生和一批大医院,结果是:在拥有 300 到 600 张床位的英国大医院里,2,089 例四肢截肢死亡 855 例,41%;在乡村私人诊疗中,病人在单独的房间里做手术,2,098 例截肢死亡约 226 例,约 11%。医院越大,死亡率越高;巴黎的大医院达到 62%。30 辛普森给这种现象起了个名字,叫“医院病”(hospitalism)。
1876 年那份纽约医院的委员会报告写得毫不客气:“尽管有了氯仿和乙醚给现代外科医生带来的巨大便利,英国的医院 40 年来毫无进步……外科医生的截肢病人仍然死掉将近一半。”报告还引用了伦敦外科医生约翰·埃里克森 1874 年的一句反问:“医院外科医生难道就永远满足于截肢病人死掉三分之一到一半,某些情况下死掉十分之九吗?”以及当时流行的一句黑色笑话:“手术做得非常成功,可是病人死了。”30 林肯郡医院的脓毒症严重到理事会只好把整栋楼拆掉;埃里克森的说法是,到了这种地步,“只剩一个办法:拆掉被污染的建筑,销毁它的材料”。30
在格拉斯哥,约瑟夫·李斯特(Joseph Lister)工作的皇家医院新外科大楼看上去堪称理想,“这座宏伟的建筑却被证明极不卫生,脓毒症、丹毒和医院坏疽很快就出现了”,底层病房最严重。李斯特后来在底层病房下面发现了“一层又一层棺材的最上层”,那是 1849 年霍乱流行时匆忙埋下的死者,尸体腐烂得如此之少,“下葬时身上穿的衣服都还清晰可辨”。34
李斯特读了巴斯德关于微生物的研究,从 1867 年起用石炭酸处理伤口和敷料。他报告说,自己的病房原本是格拉斯哥最不健康的病房之一,可是“过去九个月里,没有出现过一例脓毒症、医院坏疽或丹毒”。35 1870 年他公布了截肢数据:采用消毒法之前,35 例死 16 例;之后,40 例死 6 例。他也承认,“这些数字无疑太小,不足以做出令人满意的统计比较”。34 辛普森本人却对石炭酸嗤之以鼻。
麻醉让外科手术成为可能,消毒让外科手术变得安全,两者之间隔了二十年。在这二十年里,更多的人被送上了手术台。

七、看不见的光
1895 年 11 月,德国物理学家威廉·伦琴发现,一只裹着黑纸的放电管能让远处的荧光屏发光。一周后,他拍下了妻子的手:指骨清清楚楚,无名指上套着一枚鼓鼓的婚戒。36 几个月之内,X 射线成了全世界的轰动新闻。
1896 年 5 月,在纽约的全国电灯协会博览会上,爱迪生展出了他的荧光透视镜,成百上千人排队,想亲眼看看自己的骨头。爱迪生的玻璃吹制工克拉伦斯·达利(Clarence Dally)负责测试 X 射线管。一位医生后来对《纽约世界报》说,达利“把头伸到光前面,好让人们透过去看。结果他的头发和胡子都掉光了”。他测试灯管时习惯把手放在荧光屏和射线管之间,“一天又一天,直到把手上的血管彻底烧坏”。3736 他睡觉时把双手泡在水里,减轻灼痛。到 1903 年,他的左臂从肩下 3 英寸处截掉,右手截去了四根手指,“一只手上只剩一根拇指”。他的外科医生说:“我把他看作科学的殉道者。”37
1903 年 8 月,爱迪生对《纽约世界报》的记者说:“别跟我谈 X 射线……我怕它们。两年前我就不再做 X 射线实验了,那时我差点失明,我的助手达利两条胳膊几乎都废了。我也怕镭和钋,我不想碰它们。”他说他本可以做出一种 X 射线灯,“但是……它会让每一个持续使用它的人送命”。37 达利在 1904 年 10 月去世,39 岁。
1910 至 1920 年代,美国有 3,000 多名女孩和年轻女人在工厂里给手表和仪表的表盘涂夜光漆。漆里掺了镭。新泽西州奥兰治的美国镭公司教她们用嘴唇把驼毛笔尖抿尖,以便描出细小的数字。她们问过这样是否安全,得到的回答是安全。38 几年后,她们中的一些人开始掉牙、下颌溃烂。莫莉·马吉亚在一次检查中,牙医的手刚轻轻一碰,她的下颌骨就碎了。另一些人髋骨和脊椎塌陷,从脖子到腰都要打支架。38
1928 年 4 月,曾在美国国家标准局工作的物理学家伊丽莎白·休斯让五名起诉公司的女工分别往瓶子里呼气,再用验电器测量。五个人的呼气都让金箔以至少两倍于正常的速度偏转:她们呼出的气是有放射性的。38 同年 6 月,公司同意和解,每人 1 万美元,外加医疗费和每年 600 美元的终身年金,但始终没有承认任何责任。3839 和解的确切日期和金额各处记载略有出入。五人之一的格蕾丝·弗赖尔死于 1933 年 10 月,35 岁。40
“镭水”(Radithor)是当时卖给有钱人的一种补药,每瓶半盎司,号称含有至少 1 微居里的镭 226 和镭 228,售价 1 美元,卖出了 40 多万瓶。41 匹兹堡钢铁大亨、前美国业余高尔夫冠军埃本·拜尔斯 1927 年胳膊受伤后开始喝它,每天约三瓶,前后喝了大约 1,400 瓶,还拿去喂他的赛马。联邦贸易委员会的调查员去探望他时,看到“他的整个上颌,除了两颗门牙,以及大部分下颌都已经切除了。他身体里剩下的骨组织正在慢慢瓦解,头骨上真的出现了洞……很难想象在如此华丽的环境里会有比这更可怕的经历”。拜尔斯死于 1932 年 3 月 31 日。41 一个常被引用的标题“镭水很管用,直到他的下巴掉了”,其实出自 1990 年《华尔街日报》的一篇回顾文章,并不是 1932 年的新闻。42
从 1920 年代到 1950 年代,许多鞋店装了试鞋用的 X 光透视机,顾客把脚伸进机器,就能从目镜里看到脚骨在新鞋里的位置。顾客的脚就站在 X 光管正上方,中间只隔一层 1 毫米的铝板;最常用的定时是 20 秒。1950 年代初,美国大约有 1 万台,英国 3,000 台,加拿大 1,000 台。测量显示,每次 20 秒的照射给脚部的剂量为 7 到 14 伦琴,六成以上的机器超出了 1946 年的标准。43 没有记录显示哪位顾客因此受伤,受害的是店员:他们整天把手伸进射线里帮顾客按鞋。一名鞋模的腿被严重灼伤,最后截肢。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在 1957 年第一个禁止这种机器,到 1960 年前后它们在美国基本消失,加拿大和英国在 1970 年前后仍有少数在用。43
居里夫人的实验笔记如今收藏在法国国家图书馆。图书馆证实,这些手稿上有“污染痕迹”,只能“按照非常严格的跟踪程序”查阅;不过它请法国原子能委员会的专家测过,在展柜前站 10 分钟受到的剂量约为 2 纳希沃特,“只有一天天然本底辐射的五千分之一”。44 镭 226 的半衰期约为 1,600 年。

八、慢性的毒
1921 年 12 月 9 日,在俄亥俄州代顿的通用汽车研究实验室,托马斯·米奇利(Thomas Midgley Jr.)的团队发现,四乙基铅可以消除发动机爆震。只要 1,360 分之一的比例,“10 加仑汽油里不到一盎司”,就能让发动机平稳运转。团队成员事后回忆:“那就是‘尤里卡’的时刻。”1923 年 2 月,第一批含铅汽油在代顿上市。45 四乙基铅其实早在 1854 年就被合成出来,一直没有商业应用,原因是它出了名的毒。46
1923 年 1 月,米奇利推掉了美国化学学会的三场演讲,写信说:“在有机铅方面工作了大约一年之后,我发现我的肺受到了影响,必须停下所有工作,去呼吸大量新鲜空气。”他去了迈阿密。同事回忆:“我们都铅中毒了……你能在骨头上看到铅线。米奇利也有。”4645
1924 年 10 月,新泽西州伊丽莎白市标准石油公司贝威(Bayway)炼油厂的四乙基铅车间,工人们一个接一个发疯。一份医学报告的记录是:“病人变得狂躁,大喊大叫,从床上跳起来,砸碎家具……两个致死病例中,体温在死前升到了华氏 110 度。”到 10 月底,五人死亡,另有 35 人出现震颤和幻觉。工人们管这种东西叫“疯子汽油”(loony gas)。4546 在杜邦公司位于新泽西州深水镇的四乙基铅工厂,工人们因为中毒后的幻觉,把车间叫做“蝴蝶屋”,那里也死了人。4645 早在 1922 年,美国公共卫生署一位实验室主任就警告过,四乙基铅是“对公共健康的严重威胁”。46
1925 年,美国卫生局召开专门会议。标准石油公司的代表称四乙基铅是“上帝的礼物”;一位工会代表回应说,对那些工人来说,它可不是什么上帝的礼物。米奇利的说法是,它“与其说是一种危险的毒药,不如说是一种阴险的毒药”。含铅汽油在 1925 年 5 月暂停销售,一个委员会调查后认为没有禁止的依据,1926 年 5 月恢复销售。45
接下来的几十年里,铅从排气管飘进空气、土壤和孩子的血液。美国直到 1986 年才禁止汽车汽油加铅;1985 年美国环保局的一项研究估计,在逐步淘汰之前,每年多达 5,000 名美国人死于与铅有关的心脏病。1996 年,非洲销售的汽油仍有 93% 含铅。46
米奇利的第二项著名发明解决的是另一个安全问题。1929 年,克利夫兰一家医院的冰箱泄漏了制冷剂氯甲烷,100 多人死亡。冰箱需要一种不燃、无毒的制冷剂。米奇利的团队用了大约三天找到了二氯二氟甲烷,也就是氟利昂 12。在 1930 年的美国化学学会会议上,他当众吸了一大口这种气体,再轻轻吐向一支蜡烛,火焰熄灭了。45 它确实无毒、不燃,安全得近乎完美。五十多年后的 1985 年 5 月,英国南极考察队在《自然》杂志上报告,南极哈雷站上空 10 月份的臭氧层只剩以前几十年的约三分之二厚。美国宇航局卫星的数据处理软件此前把这些异常低的读数当成了可能的坏数据。47 罪魁就是氟利昂这一类氯氟烃。
米奇利在 1940 年患脊髓灰质炎后瘫痪,自己设计了一套绳索滑轮装置帮他起床。1944 年 11 月 2 日,他的妻子发现他被那套装置勒死了。当时对外宣布是意外,另有说法称私下被认定为自杀。4548
1898 年,英国一位女工厂督察就注意到石棉粉尘“像玻璃一样尖锐锯齿状的颗粒”。1899 年,一名梳棉车间的工人告诉伦敦医生蒙塔古·默里,他所在车间的十个人里,只有他还活着,“他们都在三十岁上下死了”。1918 年,美国的保险公司已经拒绝为石棉工人投保。49 1924 年,英格兰罗奇代尔的女工内莉·克肖死后,成为第一个经过验尸和病理检查的石棉工人;她的医生说,这样的病例他每年能见到十到十二个。曾任英国首席医学督察的托马斯·莱格 1934 年的结论很干脆:“发现和预防石棉病的机会被严重错过了。”49 世界卫生组织估计,职业石棉暴露如今每年仍在全球造成 20 多万人死亡,占工作相关癌症死亡的七成以上。50 欧洲环境署的一份报告里有一句话,说的是证明危害有多难:提供危害证据的,恰恰是那些没能活到享受好处那一天的工人。49
锅炉爆炸会当场留下尸体,瓦斯爆炸也一样。铅、石棉和氟利昂的后果却要隔几年、几十年才出现,等到证据足够,它们早已被造进了汽车、房屋、冰箱和整个工业体系。
九、药瓶
1937 年 6 月,田纳西州布里斯托尔的马森吉尔公司(S.E. Massengill)的一名推销员报告说,南方的病人想要一种液体剂型的磺胺。磺胺是当时真正的神药,片剂和粉剂已经安全地用了一阵。公司的首席化学家哈罗德·沃特金斯发现,磺胺能溶于二甘醇。成品加了覆盆子香精,叫做“磺胺酏剂”。公司的质检部门只检查了它的“味道、外观和香气”。当时的美国法律不要求新药做毒性试验。9 月初,633 批货发往全国。51
1937 年 9 月到 10 月,从东边的弗吉尼亚到西边的加利福尼亚,15 个州里有 100 多人死亡,其中很多是嗓子疼的孩子。他们病七到二十一天,肾衰竭,疼痛“剧烈而无休止”,没有解药。51 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后来把死亡人数定为 107 人。52 一位医生在 10 月 22 日的信里说:“意识到六个人——他们都是我的病人,其中一个是我最好的朋友——因为服用了我无辜地开给他们的药而死去……我有过一些时刻,死亡对我来说是一种解脱。”51 一位母亲给罗斯福总统写信:“这是我第一次为(琼)请医生,她吃了磺胺酏剂。我们剩下的只有照料她的小坟。连对她的记忆也混着痛苦,因为我们能看见她小小的身体翻来覆去,听见那小小的声音疼得尖叫,这几乎要把我逼疯……我恳求您采取措施,阻止这种夺走小生命、留下如此痛苦的药品出售。”51
食品药品管理局几乎把全部 239 名检查员和化学家都派了出去,追查每一瓶药。有一家药店要核对 2 万张销售单;得克萨斯州一名推销员被关进监狱后才交出发货记录;东圣路易斯的药房里,处方存根上只有“贝蒂·简,9 个月大”或“杰克逊太太(无地址)”。在南卡罗来纳州,检查员在一名死去的纺织工人坟上找到了那瓶 4 盎司的药,还剩大约 1 盎司,和其他药一起摆在坟头,坟在田野深处一英里半的地方。240 加仑药品中最终追回了 234 加仑 1 品脱。51 公司老板塞缪尔·马森吉尔说:“我和我的化学家们对致命的后果深感遗憾,但产品的生产没有任何差错……我不认为我们负有任何责任。”化学家沃特金斯得知后果后自杀。51
食品药品管理局能够查扣这批药,靠的是“标签不实”:“酏剂”意味着含有酒精,而这种药里没有酒精。如果它当初叫“溶液”,管理局就无从下手。局长沃尔特·坎贝尔说,他们被迫以一个“技术性的、琐碎的标签不实罪名”追究此事。51 公司最终被罚 26,100 美元,是当时法律允许的最高额度。52 第二年,美国国会通过了《联邦食品、药品和化妆品法》,要求新药上市前必须证明安全。51 当年参与动物实验、帮助确认毒性来自溶剂的芝加哥大学研究生中,有一位年轻的加拿大女性,叫弗朗西丝·凯尔西(Frances Kelsey)。52
二十三年后,1960 年 9 月,凯尔西已经是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的医学审评员,入职刚一个月。她接到的第一份申请来自辛辛那提的理查森—梅里尔公司,药品名叫“凯瓦登”,也就是在欧洲已经广泛使用的镇静剂沙利度胺。“他们把它交给我,是因为觉得这是个容易的活儿。”她认为公司提交的临床报告“更像是推荐信”。公司不停施压:“我们想在圣诞节前把这个药推上市场,那是我们销量最好的时候。”1960 年 12 月,《英国医学杂志》上一封读者来信报告了服药者出现周围神经炎,凯尔西要求补充数据,怀疑它可能伤害胎儿。52 1961 年 11 月,德国医生维杜金德·伦茨把沙利度胺和一种罕见的短肢畸形联系起来,德国在他发出警告约十天后撤药。据估计,全球 46 个国家有超过 1 万名婴儿出生时带有畸形;美国有 17 名,因为理查森—梅里尔在审批期间已经以“试验”名义把 250 多万片药发给了 1,000 多名医生,大约 2 万名患者服用过,其中有几百名孕妇。52 1962 年 8 月 7 日,肯尼迪总统给凯尔西颁发了总统杰出联邦文职服务奖;10 月 10 日,他签署了基法弗—哈里斯修正案,要求新药不仅要证明安全,还要用“充分且严格对照的研究”证明有效。5253

1955 年 4 月 12 日,一项涉及 180 万名儿童的试验宣布索尔克脊髓灰质炎疫苗安全有效。当天下午,五家药厂获得生产许可,审批只用了大约两个半小时。54 其中一家是加州的卡特实验室。几周之内,接种了卡特疫苗的孩子开始瘫痪,而且最先瘫痪的往往是打针的那条胳膊或腿。美国疾病控制中心 1955 年 11 月的统计是:与卡特疫苗相关的脊髓灰质炎病例 204 例,死亡 11 人,其中 79 例是接种的儿童,105 例是他们的家人,20 例是社区接触者。55 后来的研究把轻症也算进去,估计约 4 万人感染,约 164 人终身瘫痪,10 人死亡。56 卡特的部分疫苗里残留了活病毒。全美的脊髓灰质炎疫苗接种在 5 月 7 日暂停。疾控中心后来称,这次事件是“疫苗生产和政府监管历史上的决定性时刻”,催生了一套更好的疫苗监管制度。57
1970 年代初,从血浆中提纯的凝血因子浓缩剂改变了血友病人的生活。他们可以在家自己注射,不必一出血就住院。美国血友病人的预期寿命从 1941 至 1960 年间的约 40 岁,升到 1971 至 1980 年间的 60 岁。58 可是一批浓缩剂要用成千上万名献血者的血浆混合制成,生产过程“也可能无意中浓缩某些病毒”。美国的凝血因子直到 1983 至 1984 年才开始做病毒灭活处理。58 1980 年代初,美国约 1.6 万名血友病人中,大约一半感染了艾滋病病毒。58 在英国,2024 年 5 月 20 日发布的感染血液调查最终报告认定:约 1,250 名出血性疾病患者感染了艾滋病病毒,其中约 380 名是儿童,四分之三已经去世;另有约 26,800 人通过输血感染了丙型肝炎;可归因于受污染血液和血液制品的死亡超过 3,000 人。59 调查主席布莱恩·朗斯塔夫在发布会上说:“这场灾难不是意外。”60
1995 年 12 月 12 日,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批准了普渡制药的奥施康定(OxyContin),一种缓释的羟考酮。61 后来推广阿片类止痛药的人常引用 1980 年《新英格兰医学杂志》上的一封读者来信:一个药物监测项目跟踪的 39,946 名住院病人里,11,882 人至少用过一次麻醉性镇痛药,“只有四例有充分记录的成瘾”。62 这封信说的是在医院里用药的住院病人,可到 2017 年,它被引用了 608 次,其中 439 次(72.2%)把它当作“成瘾罕见”的证据。63 普渡公司从 1996 年 1 月开始做的市场调研里写着:“这个药最大的负面是滥用潜力”;公司自己的研究发现,把一片 10 毫克的药碾碎,可以提取出约 68% 的羟考酮。2007 年,普渡的关联公司和三名高管承认对奥施康定作了虚假标示,一共付了 634,515,475 美元。负责此案的联邦检察官约翰·布朗利说:“在这个过程中,有许多人因滥用奥施康定而死,更多的人对奥施康定上了瘾。”64 2020 年,普渡制药再次认罪,这次是三项联邦重罪,刑事罚金 35.44 亿美元,另没收 20 亿美元。65 新英格兰医学杂志如今在那封 1980 年的来信旁边加了一条编者按,提醒读者它曾被“大量而不加批判地引用”。62
1945 年 12 月,亚历山大·弗莱明在诺贝尔奖演讲的结尾讲了一个虚构的故事。X 先生嗓子疼,自己买了点青霉素,剂量不够杀死链球菌,却足以“教会它们抵抗青霉素”。他把病传给了妻子。X 太太得了肺炎,用青霉素治疗,因为链球菌已经耐药,治疗失败。“X 太太死了。”弗莱明最后说:“寓意:如果你用青霉素,就用够剂量。”66
十、路
1869 年 8 月 31 日,爱尔兰比尔镇(当时叫帕森斯敦),博物学家、显微镜学家玛丽·沃德坐在一辆试验性的蒸汽车上,那是她的表弟们——罗斯伯爵的儿子们——自己造的。烧锅炉花了一个多小时,车终于沿着林荫道“不紧不慢地”开起来,时速三英里半左右。坐在前面一只凳子上的玛丽滑了下去,摔到路上,一两秒后,沉重的铁轮从她头上碾了过去。医生在验尸时说,他赶到时她“只剩一口气……脖子断了,下颌骨严重骨折,耳朵流了很多血……我见到她大约一分钟后她就死了”。67 她被认为是有记录的第一位机动车事故遇难者。
1896 年 8 月 17 日,44 岁的劳工妻子布里奇特·德里斯科尔带着 16 岁的女儿到伦敦水晶宫游玩,被一辆汽油车撞死。当时全英国的汽油车不到 20 辆。目击者说,车开得“飞快,像消防车一样,跟一匹好马全速奔跑一样快”;司机阿瑟·埃兹尔说自己只开了每小时 4 英里,还摇了铃、喊了话。他开车才三个星期,当时不需要驾照,也没有人教过他该靠路的哪一边走。她女儿作证时说,司机“好像不明白自己在干什么”,说到车从她母亲身上轧过去时,哭得说不下去。68 几周前,英国刚刚通过新法,把限速提高到每小时 14 英里,并废除了机动车前面必须有人举红旗步行开道的规定。验尸官在审讯中表示,希望这是最后一起这样的死亡。到 2010 年,英国道路上的死亡人数估计已超过 55 万。68
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有一张从 1899 年开始的统计表。1899 年,美国机动车死亡 26 人。1921 年,死亡 13,253 人,按每 1 亿车英里计算,死亡率是 24.08;2024 年,死亡 39,254 人,死亡率是 1.19。69 按每英里算,今天在美国开车比 1921 年安全了约 20 倍;可是死亡总数却从 1 万多涨到了将近 4 万,因为行驶里程增长了约 60 倍。69 两种算法之间的这道鸿沟,统计学上早有描述:1949 年,英国统计学家鲁本·斯米德用多国数据拟合出一个公式,显示随着汽车保有量上升,每辆车的死亡率会下降,而每个人口的死亡率和死亡总数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会上升。7071 从 1960 年代起,一些国家的死亡总数才开始掉头向下。71
1965 年 11 月,31 岁的律师拉尔夫·纳德出版了《任何速度都不安全》。他早在 1959 年就写道:“底特律今天在为造型、成本、性能和计划性淘汰设计汽车,却不为安全设计——尽管每年有 500 万起报案事故,近 4 万人死亡,11 万人永久残疾,150 万人受伤。”72 1966 年 2 月,他在参议院作证:“一个文明的社会应当想办法保护哪怕是方向盘后面的那个蠢货,让他不必为一时的疏忽付出最终的代价,更不用说保护那些挡了他道的无辜的人。”通用汽车雇私家侦探调查纳德的私生活,事情败露后,公司总裁在电视直播的听证会上公开道歉,后来又以 42.5 万美元与纳德和解。72 1966 年 9 月 9 日,约翰逊总统签署《国家交通与机动车安全法》。他在白宫玫瑰园说:“劳工节周末,29 名美国军人死在越南。同一个周末,614 名美国人死在我们的公路上……本世纪以来,已有超过 150 万同胞死在我们的街道和公路上,几乎是我们在所有战争中失去的美国人的三倍。”73 纳德坐在后排不起眼的位置。美国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 2015 年估计,1960 至 2012 年间,政府强制的车辆安全改进挽救了 613,501 条生命。72
1975 年,一篇经济学论文分析了 1968 年起强制安装的安全带、吸能转向柱、防穿透挡风玻璃、双回路制动和软化仪表板,结论是这些规定“对公路死亡人数没有影响”,因为司机会开得更冒险,把安全收益抵消掉,车内乘员少死的部分被更多的行人死亡填上了。74 这项研究很快受到批评,此后几十年的主流看法是,人们往往会“花掉”一部分安全余量,但远不是全部。7576 1980 年代慕尼黑的一项出租车研究常被拿来作证:同一车队里,装了防抱死系统(ABS)的出租车和不装的出租车,事故率并没有更低,反而略高,只是差异在统计上不显著;车里偷偷装的加速度计显示,ABS 车急刹车更多;暗中搭车的观察员发现,ABS 车的司机转弯更急、跟车更近。可是研究的第四年,车队规定司机要自付部分修车费并以开除相威胁,所有出租车的事故都大幅下降。7778 最后让事故降下来的,是那条要司机自己掏修车费的规矩,不是刹车。
2009 年,美国有 4,109 名行人被车撞死,是几十年来的最低点;到 2023 年,行人死亡人数上升了 80%,而其他交通死亡只增加了 13%,2022 年创下 40 年来的新高。79 智能手机正是在这些年里普及的:2009 至 2018 年,美国在用的智能手机增长了 400% 多。可是统计行人死亡的美国州长公路安全协会自己也说,两者在时间上重合,“缺乏证据确立明确的联系”,因为事故调查很难捕捉到“一瞬间的分心”。80 另一个因素是车本身:车头离地超过 40 英寸的皮卡、SUV 和厢式车,撞到行人时致死的可能性比车头较低、线条倾斜的轿车高约 45%。81 2024 年,涉及司机分心的行人死亡占 21.7%,而 2019 年是 15.6%。82
十一、聪明的机器
1985 年 6 月 3 日,美国佐治亚州玛丽埃塔的肯尼斯通医院,一名 61 岁的女患者躺在一台名为 Therac-25 的医用直线加速器下接受放疗。她感到“一股巨大的热力……一种烧红了的感觉”,对技师说:“你烫伤我了。”技师回答,这不可能。事后估算,她可能受到了一到两次 1.5 万至 2 万拉德的照射,而正常一次治疗大约 200 拉德。83
Therac-25 由加拿大原子能有限公司(AECL)制造,前代机型用硬件联锁装置防止事故,这一代则更多依靠软件。公司决定不再重复设置原有的全部硬件安全机制和联锁装置;它在 1983 年做的故障树安全分析,似乎根本没有把软件考虑进去。全世界共装了 11 台,美国 5 台,加拿大 6 台。83
1986 年 3 月 21 日,得克萨斯州泰勒市的东得州癌症中心,一名经验丰富的女操作员给患者沃恩·雷·考克斯做第九次治疗。她输入治疗参数时,把电子模式的“e”误打成了 X 射线模式的“x”,按上方向键改正,回车,按“B”开始照射。屏幕显示“故障 54”和“治疗暂停”,剂量显示为处方 202 单位中的 6 单位。这台机器经常无故暂停,她按了“P”继续。那天病房的对讲机和监控恰好坏了。考克斯感觉像被电击了一下,或者有人往他背上浇了滚烫的咖啡;第二次照射时,他觉得胳膊像被电打,手好像要离开身体,他跳起来捶门。8384 后来的模拟显示,他在不到一秒钟内受到了 1.65 万到 2.5 万拉德的照射。83 他在同一年晚些时候去世。
4 月 11 日,同一位操作员,同样的编辑顺序,又出了一次事故。患者说脸的一侧像着了火,看见一道闪光,听见“一种像煎鸡蛋的滋滋声”。他问:“我怎么了?我怎么了?”他在 5 月 1 日死于脑部高剂量辐射损伤。83 医院的物理师弗里茨·黑格和那位操作员一起反复试验,终于重现了故障:关键在于编辑数据的速度。如果像一个重复做过无数次的人那样飞快地修改处方,过量照射就会发生。83 软件里有一个竞态条件:设置偏转磁铁需要大约 8 秒钟,在这 8 秒里所做的修改会显示在屏幕上,却不会传给控制照射的程序。只有熟练、手快的操作员,才能在这个窗口里完成修改。83
1987 年 1 月,华盛顿州亚基马又发生一起事故,原因是另一个缺陷:一个只有一字节的变量,每 256 次就会溢出归零,此时如果操作员恰好按下设置键,软件就会在靶没有就位的情况下打开 25 兆电子伏的全部能量。83 1985 年 6 月到 1987 年 1 月,Therac-25 共造成六起已知的严重过量照射,一般认为三人因此死亡。8384 1986 年 2 月,在亚基马第一起事故后,AECL 的技术支持主管在信里给出的结论是:“经过仔细考虑,我们认为这种损伤不可能是 Therac-25 的任何故障或任何操作失误造成的。”83 当时美国的医院没有义务报告医疗器械事故,据美国审计署的一项研究,食品药品管理局知道的医院内死亡、重伤和设备故障,不到实际发生的百分之一。83
七年前,1979 年 3 月 28 日凌晨 4 点左右,宾夕法尼亚州三里岛核电站 2 号机组发生部分堆芯熔毁。一只泄压阀卡在打开的位置,控制室的仪表却告诉操作员它是关着的。85 两条应急给水管道上的阀门在两天前检修后被错误地留在关闭状态,控制台上显示这一点的两个指示灯之一,被上方开关上挂着的一块检修牌挡住了。86 这是美国商用核电史上最严重的事故,不过释放的少量放射性没有对工人和公众造成可检测的健康影响。此后,整个行业的操作员培训、控制室设计和人因工程都被重新改造,每座核电站派驻两名常驻检查员。85
那块检修牌和那只谎报状态的泄压阀,后来被写进了一本研究高风险技术的书的第一章。一个系统越复杂、各部分耦合得越紧,就越容易出现设计者没有预料到的故障组合,而加上去的安全装置,本身也可能“被系统中隐藏的路径欺骗、绕过或击败”。86 一个控制系统越先进,人类操作员的作用就可能越关键:自动化接手了容易的部分,留给人的是设计者想不出怎么自动化的那些难题;操作员长期只在一旁监视,手上的技能会退化,等到真正需要他接手的那一刻,一个曾经经验丰富的操作员可能已经变得生疏。最成功的自动化系统,因为极少需要人工干预,反而可能需要最多的操作员训练投入。87
2009 年 6 月 1 日,法国航空 447 航班,一架空客 A330,从里约热内卢飞往巴黎,机上 216 名乘客、12 名机组人员。凌晨 2 点 10 分 05 秒,在大西洋上空巡航时,皮托管很可能被冰晶堵塞,空速显示出错,自动驾驶断开。操纵飞机的副驾驶说:“我来操纵。”另一名副驾驶说:“我们没有速度了。”飞机爬升到约 3.8 万英尺,失速警告连续响了 54 秒。机长休息回来时,迎角已经超过 40 度,飞机以每分钟约 1 万英尺的速度下坠。“我没有任何显示了。”“我们没有有效的指示。”2 点 14 分 28 秒,飞机坠入海中,从自动驾驶断开到撞击,大约 4 分 23 秒。左侧显示屏上的空速错误其实只持续了 29 秒。88
法国航空事故调查局在 2012 年的最终报告里认定,皮托管在巡航中被冰晶堵塞,是航空界“已知但没有被充分理解的现象”;机组从未正式识别出失速。报告列出的原因之一是,飞行员从未接受过在高空手动操纵飞机的训练:“手动操纵飞机无法临场发挥,它需要精确、有分寸的操纵输入。”2008 年 5 月到 2009 年 3 月间,法航的 A330/A340 机队已经报告过九起空速不可靠事件,其中七起触发了失速警告。88
2018 年 10 月 29 日,印尼狮航 610 航班,一架波音 737 MAX 8,起飞 13 分钟后坠入爪哇海,机上 189 人全部遇难。2019 年 3 月 10 日,埃塞俄比亚航空 302 航班起飞 6 分钟后坠毁,157 人遇难。89 737 MAX 是 1967 年首次获得认证的 737 的第 12 个衍生型号。波音给它加了一套叫 MCAS 的软件,在某些情况下自动压低机头;它只依赖一个迎角传感器的输入,而大多数飞行员根本不知道这套系统存在。在狮航的航班上,MCAS 压了机头 20 多次,飞行员一次次和它对抗。89 美国众议院运输与基础设施委员会的调查报告说,波音的数据显示,一名波音试飞员在模拟机里花了 10 秒以上才诊断并应对一次非指令的 MCAS 启动,他认为这种情况是“灾难性的”,而波音没有把这一信息告诉监管者。根据 2011 年与西南航空签的合同,如果美国联邦航空局要求 737 MAX 的飞行员接受模拟机训练,波音每架飞机要给西南航空至少 100 万美元的折扣。2017 年 12 月,波音的 737 首席技术飞行员在内部消息里写道:“我可是给公司省了吓死人的一大笔钱。”(原话末尾是一串美元符号。)89 报告的结论是,这两起空难“不是单一故障、技术失误或管理不善的结果”,而是一连串错误技术假设、管理层缺乏透明和联邦航空局监管严重不足的“可怕结局”。89 按波音自己的统计,737 MAX 的致命机身全损率为每百万次起飞 0.27 次,上一代 737 为 0.08 次。90
2018 年 3 月 18 日晚上 9 点 58 分左右,亚利桑那州坦佩市,一辆由优步(Uber)自动驾驶系统控制的沃尔沃测试车,以每小时 39 英里的速度撞上了推着自行车横穿马路的 49 岁女子伊莱恩·赫茨伯格(Elaine Herzberg),她当时不在人行横道上。她被普遍认为是第一位被自动驾驶测试车撞死的行人。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的调查报告说,系统在撞击前 5.6 秒就探测到了她,“一直跟踪到撞击,却始终没有正确地把她归类为行人,也没有预测她的路径”:她一会儿被认作汽车,一会儿是自行车,一会儿是“其他”。系统的设计里“没有考虑横穿马路的行人”。撞击前 1.2 秒,系统判定需要紧急制动,随即进入一段 1 秒钟的“动作抑制”,不刹车,也不提醒安全员,这样设计是因为担心误报。沃尔沃原厂的碰撞预警和自动紧急制动,在优步的系统运行时是关掉的。车上的安全员在 31.5 分钟的行驶中,有 34% 的时间低头看着中控台下方,她的手机在播放一档电视节目。91 委员会主席罗伯特·萨姆沃尔特说,这次碰撞是“一个组织做出的一长串行动和决定的最后一环,可惜这个组织没有把安全放在首位”。92
1988 年 11 月 2 日晚上 8 点半左右,一个程序从麻省理工学院的一台计算机上被放进了互联网。它利用邮件程序和查询程序的漏洞,在网络上自我复制,拖垮了哈佛、普林斯顿、斯坦福、美国宇航局和劳伦斯·利弗莫尔国家实验室的机器。一名伯克利的学生发出邮件:“我们正在遭受攻击。”它的作者是 23 岁的康奈尔大学研究生罗伯特·莫里斯。93 当时的互联网很小:1982 年约有 200 台主机,1989 年初超过 6 万台。被感染的机器有多少,从来没有官方统计,常被引用的 6,000 台是从麻省理工学院一个“10% 的机器被感染”的估计外推出来的,另有估计为 1,000 至 3,000 台或 3,000 至 4,000 台。94 两周后,美国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在卡内基梅隆大学设立了计算机应急响应小组(CERT),核心只有五个人。94
三十六年后,2024 年 7 月 19 日,网络安全公司 CrowdStrike 给它的“猎鹰”传感器推送了一次例行的内容更新。新的模板类型定义了 21 个输入字段,而调用它的代码只提供了 20 个值;程序去读第 21 个值时越出了数组的边界,系统随之崩溃。95 这款传感器装在世界各地企业的 Windows 电脑上,本来是用来防攻击的。微软估计,受影响的设备约 850 万台,“不到全部 Windows 机器的百分之一”。96 达美航空在五天里取消了约 7,000 个航班,公司说损失至少 5 亿美元。97 这一次没有人发动攻击,也没有谁马虎到违规,只是一次写错了一个数字的安全更新,在同一个早上被推送到了几百万台机器上。



十二、拨弄龙尾
1945 年 8 月 21 日晚上,在美国新墨西哥州洛斯阿拉莫斯的欧米茄实验场,物理学家哈里·达格利安独自加班。他在一颗钚核心周围一块块堆放碳化钨砖,每块 4.4 公斤,用来反射中子、测量临界点。最后一块砖从他手里滑落,掉进了堆垛里,核心进入临界状态。他只能用手把砖一块块扒开。25 天后,9 月 15 日,他死了,成为已知第一位在实验室中死于辐射暴露的人。98
九个月后,1946 年 5 月 21 日,加拿大物理学家路易斯·斯洛廷用同一颗核心做另一个实验。他用一把螺丝刀的刀刃撑开两个铍半球,代替本应使用的垫片,这种操作被同事们叫做“拨弄龙尾”。据说费米曾警告他,这样下去一年之内就会送命。六个人围在旁边看着,螺丝刀滑了,一道蓝光闪过。斯洛廷立刻感到嘴里一股酸味,左手一阵灼烧。他在九天后去世。此后,洛斯阿拉莫斯停止了所有手工操作的临界装置实验。99
1954 年 3 月 1 日清晨,美国在马绍尔群岛的比基尼环礁试爆了代号“喝彩”(Castle Bravo)的热核装置。设计者预计当量约 600 万吨 TNT(另有 400 万至 800 万吨、500 万吨等说法),实际是 1,500 万吨,是摧毁广岛那颗原子弹的 1,000 倍,蒸发了约 1,000 万吨沙子、珊瑚和海水。100 设计者以为燃料里的锂 7 是惰性的,不参与反应,“实际上,点燃后它产生了氚”。100 一百多英里外的朗格拉普环礁上,放射性尘埃“看起来像雪,孩子们在辐射过的雪片里玩耍”。100
日本烧津港的金枪鱼渔船“第五福龙丸”当时在危险区之外 14 英里处,船上 23 名船员,平均年龄 25 岁。凌晨 6 点 45 分,西边的天空亮了。船员大石又七后来回忆:“它就像冻雨。落在甲板上积起来,我们的脚踩上去留下脚印……我舔了一下,沙沙的,没有味道。”101100 无线电长久保山爱吉 9 月 23 日去世,40 岁,留下妻子和三个女儿。他的遗愿是:“希望我是原子弹和氢弹的最后一个受害者。”101 美国后来付给他遗孀 100 万日元,1955 年 1 月又付给日本政府 200 万美元。100 事后,危险区从 5.7 万平方英里扩大到 57 万平方英里。100
1967 年,参与过核武器设计的物理学家西奥多·泰勒在一次会议上说:“显然我们不是故意去辐射那些岛民的。显然,我们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100

十三、两用
1909 年 7 月 2 日,德国卡尔斯鲁厄工业大学化学家弗里茨·哈伯(Fritz Haber)的实验室里,一台机器在 180 到 200 个大气压、500 到 600 摄氏度下,让氢和氮按 3 比 1 的比例不停地循环流过锇催化剂。机器是他的英国助手罗伯特·勒罗西尼奥尔(Robert Le Rossignol)造的。中途修了几次,到傍晚六七点钟,液氨开始滴出来,那一夜一共产出了五六百克。巴斯夫公司的人在场看着,彻底信服了。102 第二天,哈伯写信给巴斯夫的董事们:“稳定的产量是每分钟 2 立方厘米,还可以提到 2.5 立方厘米。”103 巴斯夫让卡尔·博施(Carl Bosch)负责把它放大。四年之内,哈伯实验台上那只 75 厘米高、每小时产氨约 100 克的反应器,变成了奥堡(Oppau)工厂里 8 米高、每小时最多产氨 200 公斤的反应器。1913 年 9 月 9 日,奥堡产出了第一批氨。103
空气里的氮从此可以大规模地变成化肥。研究能源和粮食的瓦茨拉夫·斯米尔 1999 年在《自然》杂志上算过一笔账:“没有氨,就没有无机化肥,世界上将近一半的人会挨饿。”104 他在专著里算出,合成氨“如今为大约 40% 的人类提供了生存的手段”,同时提醒,这并不等于说,没有它就有一半人活不下来。103 同样的氨也可以制成硝酸,再制成炸药。1914 年战争爆发后,德国用来制造炸药的进口硝石断了,诺贝尔基金会为哈伯写的传记说,奥堡和洛伊纳的工厂“使德国得以延长第一次世界大战”。105
哈伯本人走得更远。1915 年 4 月 22 日下午 5 点(德军时间 6 点),比利时伊普尔以北,德军打开了沿约 6 公里战线埋好的 5,730 只钢瓶的阀门。不到 10 分钟,钢瓶就空了,大约 150 到 180 吨氯气顺着风飘向对面的阵地,守在那里的是法国第 45(阿尔及利亚)师和第 87 本土师。106107 一名德军中尉回忆:“嘶嘶声响起来,好像一百根管子同时在放蒸汽。云团往前滚的时候是黄绿色的,一片地狱般的硫磺雾。”107 对面一名英国士兵看见“一堵活的绿雾墙,约四英尺高”向法军阵地移动过去:“很快我们听见绿雾里传来奇怪的叫喊。叫声越来越弱,越来越含糊。然后成群的士兵从雾里跌跌撞撞地扑到我们身上,倒下……现在他们像醉汉一样摇晃着。”108 那天到底死了多少人,至今没有可靠的数字。法军的报告说,约 600 人中毒后失去战斗力,约 1,800 人被俘,其中约 200 人中毒较重;常被引用的“5,000 人死亡”,找不到原始出处。109 哈伯在前线亲自督导了这次施放,事后被晋升为上尉。110111

5 月 1 日晚上,哈伯在柏林达勒姆的寓所里聚会,庆祝伊普尔的“成功”和自己的晋升。当天夜里,他的妻子克拉拉·伊默瓦尔(Clara Immerwahr)用哈伯的军用手枪在花园里开枪自杀,13 岁的儿子赫尔曼发现了垂死的母亲。她 1900 年在布雷斯劳大学拿到化学博士学位,是那里第一位获得这一学位的女性。5 月 2 日,哈伯动身去了东线。她没有留下能说明原因的信,流传很广的那句她称毒气战是“科学的堕落”,追查下去,出自 1967 年一本没有注明来源的传记。112
哈伯获得了 1918 年度的诺贝尔化学奖(1919 年颁发),表彰他用空气中的氮合成氨。协约国此前把他列为战犯,授奖引起了国际抗议。105113 他有一句常被引用的格言:“和平时为人类,战争时为祖国。”111 1917 年,他在自己的研究所里牵头成立了害虫防治技术委员会,研究用氢氰酸杀虫;1919 年成立的德格施公司(Degesch)后来在 1924 年为一种叫“齐克隆 B”的产品申请了专利。114 1933 年 4 月 30 日,哈伯拒绝按纳粹的要求解雇犹太员工,辞去了所长职务,他本人因为战时的功劳并不在被解雇之列。1934 年 1 月 29 日,他在前往巴勒斯坦的途中死于瑞士巴塞尔。113 几年后,党卫军在毒气室里用齐克隆 B 杀死了远超一百万人。114

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各方一共施放了约 12.42 万吨氯气、芥子气和其他化学战剂,超过 9 万名士兵痛苦地死去。115 全面禁止化学武器的《化学武器公约》在 1993 年 1 月 13 日于巴黎开放签署,1997 年 4 月 29 日生效。115 2023 年 7 月 7 日,美国在肯塔基州的蓝草化学剂销毁厂销毁了它申报库存中的最后一枚化学弹药。禁止化学武器组织当天宣布,公约生效以来经它核查销毁的库存化学武器共 72,304.34 吨,所有申报的库存都已不可逆地销毁。116 离伊普尔的那个下午,已经过去了 108 年。
2021 年,北卡罗来纳州一家用人工智能设计药物的小公司 Collaborations Pharmaceuticals 受邀为瑞士政府施皮茨实验室的一次会议准备报告,题目是新技术可能怎样被滥用。他们的生成模型 MegaSyn 平时会惩罚预测的毒性、奖励预测的药效。“我们只是提议把这个逻辑反过来。”在公司内部的服务器上跑了不到 6 个小时,模型生成了 4 万个达到阈值的分子,其中有 VX,20 世纪研制出的毒性最强的化学战剂之一,几粒盐那么大的量(6 到 10 毫克)就足以杀死一个人;还有许多其他已知的化学战剂,以及许多按预测比它们毒性更强的新分子。训练数据里并没有这些神经毒剂。作者们没有合成其中任何一个,也没有评估它们能不能合成。他们在 2022 年 3 月的《自然·机器智能》上写道:“我们可以轻易删掉我们造出的几千个分子,但删不掉如何重新造出它们的知识。”117
1945 年 8 月 6 日上午 8 点 15 分,一颗约 1.5 万吨 TNT 当量的铀弹在广岛上空爆炸;8 月 9 日,一颗约 2.1 万吨当量的钚弹落在长崎。到那年 12 月底,广岛约 14 万人、长崎约 7.4 万人死亡,两个数字的误差都在上下 1 万人左右。118119 此后四十年,美苏和其他有核国家一枚一枚地造,到 1986 年,全世界的核弹头达到约 70,300 枚的高峰。120
1962 年 10 月 14 日,一架美国 U-2 侦察机在古巴西部拍到了正在修建的苏联中程和中远程弹道导弹阵地,照片第二天送进了白宫。121 10 月 26 日,赫鲁晓夫给肯尼迪写了一封长信:“我们和您现在都不应该去拉扯那根您打上了战争之结的绳子的两头,因为我们两个人拉得越紧,那个结就会系得越紧。”这封信莫斯科时间下午 4 点 43 分由信使送到美国驻苏大使馆,大使馆翻译、发电报,华盛顿时间晚上 9 点 15 分才送进白宫,前后约 11 个半小时。122 第二天上午 10 点 19 分,一架 U-2 在古巴上空被苏联地对空导弹击落,飞行员鲁道夫·安德森少校身亡;据《空军与太空军杂志》的记述,当时找不到苏军指挥官,下令发射的是他的副手,违反了上级的命令。123 同一天,在封锁线附近的海上,美国驱逐舰向苏联潜艇 B-59 投下手榴弹大小的练习深水炸弹,示意它上浮。美国国务院把这套信号程序通知了莫斯科,苏联的潜艇艇长们后来说他们从未收到。B-59 带着一枚核鱼雷,当量约 1.5 万吨,与广岛那颗相当。据艇上一名通讯军官的回忆,精疲力竭的艇长萨维茨基下令把核鱼雷准备好:“我们现在就炸了他们!我们会死,但要把他们全部击沉。”副旅长瓦西里·阿尔希波夫让他冷静下来,他们决定上浮。美国国家安全档案馆特别注明,这段回忆有争议,其他艇长不相信萨维茨基会下这样的命令。124125 10 月 28 日,赫鲁晓夫同意撤走导弹的信,是莫斯科时间下午 5 点通过莫斯科电台用英语广播出去的。肯尼迪回信说:“我立即回复您 10 月 28 日的广播信息,尽管正式文本还没有送到我这里。”126127

不到八个月,1963 年 6 月 20 日,美苏代表在日内瓦签署了一份备忘录,在两国政府首脑之间建立直接通信线路。它不是电影里那部红色电话,而是一对电传打字机:一条经伦敦、哥本哈根、斯德哥尔摩、赫尔辛基通往莫斯科的有线电报电路,加一条经丹吉尔的无线电报备用电路,美国一端设在五角大楼。128129 8 月 30 日线路开通,美方发出的第一条测试电文是“The quick brown fox jumped over the lazy dog's back 1234567890”,用来检查电传机上的每一个字母和数字都能打出来;莫斯科回了一段俄文测试电文,美方的操作员一个字也看不懂。130 两国首脑之间直接传话的时间,从几个小时缩短到了几分钟。129
1963 年 8 月 5 日,美、苏、英三国在莫斯科签署《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禁止在大气层、外层空间和水下试验核武器。地下试验没有禁,因为双方只在各自现有手段能够核查的环境里达成了一致。131 1968 年 7 月 1 日,《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开放签署,1970 年 3 月 5 日生效。132 1987 年 12 月 8 日,里根和戈尔巴乔夫在华盛顿签署《中导条约》。里根在签字仪式上又说起那句俄国谚语:“信任,但要核查。”戈尔巴乔夫插话:“你每次见面都要说这句。”133 条约允许双方派人常驻对方的导弹工厂门口,最长 13 年,美国人守在苏联的沃特金斯克,苏联人守在犹他州的马格纳。到 1991 年 5 月,两国一共销毁了 2,692 枚导弹。134 到 2026 年初,全世界的核弹头约为 12,187 枚,比高峰时少了八成多。120
这些约束也可以被拆掉。2019 年 8 月 2 日,美国以俄罗斯部署违约导弹为由退出《中导条约》。135 2023 年 2 月,俄罗斯宣布暂停履行美俄之间仅剩的核军控条约《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2026 年 2 月 5 日,条约到期,没有延长,也没有替代。136137 美国科学家联合会的统计显示,全球军事库存中的核弹头数量“又在增加”。120
十四、屏幕另一头
2019 年 3 月,一家英国能源公司的总经理接到电话,以为是德国母公司的老板,对方让他在一小时内把 22 万欧元转给一家匈牙利供应商。他照办了。承保这笔损失的保险公司说,那个声音是用软件模仿的,连德国口音和说话的“调子”都像。138 五年后,2024 年 1 月,英国工程公司奥雅纳(Arup)香港办公室的一名财务职员参加了一次多人视频会议,会上有英国总部的“首席财务官”和几位同事。他按指示分 15 次转出了 2 亿港元,约合 2,560 万美元。香港警方高级警司陈纯青说:“(在)那个多人视频会议里,原来他看到的每一个人都是假的。”139 奥雅纳在 5 月证实自己是受害者,说对方“使用了伪造的声音和图像”,公司的内部系统没有被入侵。140 公司的全球首席信息官罗布·格雷格后来说,这“甚至算不上纯粹意义上的网络攻击”,而是“技术加持的社会工程”。他自己用开源软件试着给自己做了一个实时的深度伪造视频,花了大约 45 分钟。141
2024 年 6 月 3 日,为伦敦东南部几家医院做病理检验的 Synnovis 公司遭到勒索软件攻击。医院没法做血型交叉配血,只能大量使用 O 型血,导致全国 O 型血库存紧张;受影响最重的国王学院医院和盖伊与圣托马斯医院两家医疗信托,一共推迟了 10,152 个门诊预约和 1,710 台择期手术。142 2025 年 6 月,国王学院医院证实,一名病人“意外死亡”,促成因素之一是网络攻击导致血检结果等了很久。143 更早的 2020 年 9 月,杜塞尔多夫大学医院遭勒索软件攻击后停止接收急诊,一名 78 岁的主动脉瘤女患者被转往 32 公里外的伍珀塔尔,治疗推迟了约一个小时,她死了;科隆的检察官最终认定,这一延误“与最终结果无关”。144 2024 年 2 月,美国医疗支付处理公司 Change Healthcare 的一个没有启用多因素认证的远程登录入口被攻破,母公司联合健康集团付了 2,200 万美元赎金,受影响的人约 1.927 亿。145146147 2026 年发表在《美国经济杂志:经济政策》上的一项研究分析了美国医院遭受的勒索软件攻击:攻击开始时已经住院的病人,院内死亡率上升了 34% 到 38%。148
这些事故里没有哪一台机器坏了。视频会议照常连通,医院的系统照常运转,直到有人决定把它们拿来用。伪造者和勒索者用的,正是这些技术的好处:视频让人相信眼见为实,联网让一家医院的每一个科室都离不开同一套系统。
十五、计数
1837 年 7 月 1 日,英格兰和威尔士开始实行民事登记,每一例出生和死亡都必须在当地登记员那里登记,目的之一,是把死因收集起来加以研究。149 不久后进入总登记署的医生威廉·法尔(William Farr)设计了一套死因分类,要求医生“在每一个病例中”写下致死疾病的确切名称,这套分类后来发展成今天的《国际疾病分类》。他把死亡按疾病、教区、年龄、性别和职业列成表格。150151 1864 年,他的一份报告显示,康沃尔的矿工过了 35 岁,死亡率远高于矿工以外的男性,他推断病因在矿井里的劳动条件。151 法尔留下的一句话是:“疾病预防比治疗容易,而预防的第一步,是发现它的诱因。”150
维也纳的产妇在塞麦尔维斯之前就在死于产褥热。那里的产褥热也确实是在 1823 年引入尸体解剖之后变多的,可后人之所以知道这一点,是因为医院每年都记下了分娩数和死亡数,塞麦尔维斯又把两个病区的数字并排列了出来。石棉的情形相似。1960 年,南非的三位医生在《英国工业医学杂志》上报告了 33 例经病理证实的弥漫性胸膜间皮瘤,除一例外都可能接触过开普的青石棉。他们的报告说,在此之前的五年里,约翰内斯堡尘肺局检查过的 1 万个肺中,没有诊断出一例这样的肿瘤。病人里有家庭主妇、佣人、放牛的、农民、一名保险代理人和一名会计,没有一个在石棉矿上工作;肿瘤在接触粉尘 20 到 40 年甚至更久之后才出现。152 主要作者克里斯托弗·瓦格纳后来回忆,直到他们不再问病人在哪里工作,改问是否在石棉矿附近住过,“情况才清楚起来”;论文第一次投稿被退了,“因为伦敦的权威病理学家说间皮瘤并不存在”。153
1974 年 12 月,环球航空 514 航班在华盛顿附近撞山。此前,美联航的一架飞机已经遇到过预兆性的险情,但只在公司内部通报。1976 年 4 月,美国宇航局和联邦航空局建立了航空安全报告系统,规则是自愿、保密、不惩罚。开始时,它每月收到约 400 份报告;2025 年,每月约 10,094 份,全年 121,128 份。154 报告多了二十多倍,同一时期商业航班的死亡率却降了下去。数出来的危险变多,有时只说明看得更清楚了。
看得更清楚,也可能把危险看得比实际更大。1999 年,韩国推出全国癌症筛查计划,甲状腺并不在其中,但医疗机构常常以 30 到 50 美元的价格,把甲状腺超声作为附加项目推荐给受检者。2011 年,韩国甲状腺癌的诊断率是 1993 年的 15 倍,它成了韩国最常见的癌症,那一年确诊了 4 万多人;而每年死于甲状腺癌的人,十年来一直在 300 到 400 之间。三位研究者在《新英格兰医学杂志》上写道,诊断激增而死亡率不变,这一组合是过度诊断的“特征性表现”。155
不过,并不是每一种新危险都只是终于被看见了。伊普尔的氯气和朗格拉普的“雪”,在被人数出来之前并不存在;它们是被造出来的。
十六、长账
对本文最有力的反驳是:如果把时间拉长,技术确实让人类安全得多。
按“用数据看世界”整理的估计,1800 年全球新生儿的预期寿命约为 28.5 岁,1900 年约为 32 岁,到 2023 年已经达到 73.2 岁。156 1800 年,约 43% 的孩子活不到五岁;2024 年,这一比例已降至 3.74%。157158 在美国,传染病死亡率从 1900 年的每 10 万人 797 人,降到了 1980 年的 36 人。159 全球航空每百万乘客的死亡人数,从 1970 年的 4.77 人降至 2022 年的 0.07 人。160 1913 年,美国每 10 万名工人中有 61 人死于工伤;2024 年,每 10 万名全职当量工人中的工伤死亡人数为 3.3 人。尽管两组数据的统计口径并不完全相同,差距仍接近 18 倍。161162 心理学家史蒂芬·平克在 2018 年还把一个世纪以来美国人的安全变化概括为三个数字:死于车祸的可能性降低了 96%,死于空难的可能性降低了 99%,死于工伤的可能性降低了 95%。163
这些改善并非统计数字上的幻觉。本文涉及的许多危险,最终都得到了控制。锅炉、矿灯、产房、疫苗和喷气客机,如今都比刚出现时安全得多,其中不少也比它们取代的旧技术更加安全。技术确实能够减少危险,甚至彻底改变某些危险原本的规模。
但这里有一个容易被忽略的问题:最终变得安全,并不意味着危险从一开始就在减少,更不意味着那些为此付出代价的人也等到了安全的时代。
1800 年到 1900 年,全球儿童死亡率几乎没有变化,从 42.8% 降至 40.9%。工业革命已经持续了一个世纪,而儿童死亡率的大幅下降主要发生在 1900 年以后。158 帕克赛德的赫斯基森、伊普尔的法军士兵、贝威车间的工人、涂表盘的女工,以及两架 737 MAX 上的乘客,都没能等到危险真正降下来的那一天。后来再低的死亡率,也无法补偿他们已经付出的代价。
而且,安全的改善并非一条只向下延伸的曲线。美国的传染病死亡率在 1980 年降至每 10 万人 36 人后,又于 1995 年回升至 63 人,主要原因是艾滋病。159 美国的行人死亡人数在 2009 年之后上升了 80%;737 MAX 的致命全损率也达到上一代 737 的三倍多。
平均值还存在另一种局限:它可以描述长期趋势,却无法消解一次具体事故的后果。2025 年,全球航空的死亡风险升至 0.17,约为 2024 年 0.06 的三倍,主要原因是当年发生的两起事故,其中印度航空 171 航班事故造成 241 人死亡。164 对这些乘客而言,长期趋势没有任何安慰作用。1962 年 10 月 27 日那天的风险也是如此。对于身处其中的人,那一天的危险不是一个可以被长期平均值稀释的小数,而是一个真实发生、无法挽回的结果。
这些数字的下降当然有意义,但它们不是技术进步自动带来的结果。平克自己也写道,日常危险是通过“安全法规和工程”被压下去的。他还有一句话:“解决办法会带来新的问题,新问题又得再去解决。”163
这恰好说明了问题所在。技术可以创造新的能力,也可以提供解决危险的工具,却不会自动告诉人们哪些风险不可接受,更不会自行完成对事故的调查、对责任的追究和对规则的修订。长期的安全,是一个不断发现问题、承认代价、纠正错误的过程。尸检报告、事故调查、法庭、立法和工程标准,都是这个过程的一部分。
十七、两难
1980 年,英国阿斯顿大学的一位技术政策研究者出版了一本书,书名叫《技术的社会控制》,前言里有一段后来被反复引用的话:“一项技术的社会后果,在它生命的早期无法预测。然而,等到不良后果被发现时,这项技术往往已经深深嵌入整个经济和社会的结构,控制它变得极为困难。这就是控制的两难:当改变容易时,改变的必要性无法预见;当改变的必要性显而易见时,改变已经变得昂贵、困难、耗时。”书中举的例子包括汽油里的铅。165
1817 年费城的工程师已经知道锅炉该怎么检查,那时汽船还少,爆炸还没有多到让哪一级政府觉得非管不可;等到每年死几百人,汽船已经是整个西部经济的命脉,国会拿出来的第一部法律却软弱得形同废纸。四乙基铅在 1925 年本可以被禁止,那时它才卖了两年;等到它的危害被确认,全世界的汽车和炼油厂都已经围着它建好了。两难的两面,在这两个故事里都看得见。
不过,一只锅炉过去炸死一个作坊里的几个人,到了汽船上就是几百人;一个配错的药方过去害一个病人,到了马森吉尔就是发往 15 个州的 633 批货;一个献血者的病毒过去传给一个受血者,到了浓缩剂工厂就混进成千上万剂药里。新技术常常是把暴露的规模一下子放大了,而防护的办法还停留在旧的规模上。
安全灯让矿主去开那些“一直无人敢碰的煤层”,麻醉让外科医生去做那些以前不敢做的手术,慕尼黑那些装了 ABS 的出租车刹得更晚。一项技术让人觉得安全的速度,往往快过它真正让人安全的速度;这中间空出来的那一段,总有人拿命去填。
“硝化甘油见效了”,写这句话的人不在隧道里。含铅汽油让发动机更平顺,发疯的是贝威车间的工人;夜光表在黑暗里发亮,下颌碎掉的是涂表盘的女工。波音那笔省下来的训练费也一样,账单最后落在两架飞机上的 346 个人身上。只要好处和危险落在不同的人身上,前者就总有理由让后者再等一等。
Therac-25 在一年半里出了六次事故,可当时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知道的医院器械事故不到百分之一;石棉、铅和氟利昂的后果以十年计。即使是当场致命的事故,也要积累到足够多的尸体,才有人把它们连成一个模式,而在此之前,每一具都可以被解释成个人的疏忽:司机开得太快,操作员改参数太快,飞行员没反应过来。
汽车已经安全了几十年,车头的形状和司机手里拿的东西变了,行人死亡又涨了回去;737 已经飞了半个世纪,一套新软件让它在某些时刻重新变成了一架陌生的飞机;自动驾驶让巡航变得极其可靠,可靠到飞行员不再练习高空手动飞行,直到那一夜皮托管结冰。一辆测试车的自动紧急制动,被一套更聪明的系统接管之后关掉了;一次安全软件的例行更新,让 850 万台电脑在同一个早上停摆。这几次里被换掉的都不是整台机器,只是一小块:车头离地的高度,一行代码里的字段个数,一个本来由人盯着、后来交给算法的判断。就这么一小块,足以让整台机器重新变回一项没有人熟悉的新技术。
上面说的,都是没有人想要的危险。哈伯的氯气、广岛的原子弹、奥雅纳视频会议里的假人和 Synnovis 的勒索软件不一样:危险就是用途本身,造它和用它的人都知道它会伤人。控制的两难在这里换了一副样子:每一方都看得见危险,却都怕对方先有。更好的工程帮不上多少忙,1962 年 10 月的问题不在导弹不够可靠。把那场危机之后的危险压下去的,是一对电传打字机,一份只禁止双方能够核查的试验的条约,一套允许对方派人守在自家工厂门口的检查制度。这些约束也会过期:《中导条约》在 2019 年失效,《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在 2026 年 2 月到期。
最终把危险压下去的,很少是一项更聪明的发明,更多是一些枯燥得多的东西:每年按 1.5 倍压力做一次水压试验的规定,一条要求新药先证明安全的法律,一条两国首脑之间的电传线路,一项向上报告事故的义务,一套在新飞机载客之前先把它测到坏的程序。中间还夹着一盆漂白粉水。它们几乎都出现在灾难之后。
十八、水箱
美国邮政局从 1918 年开始用飞机运送邮件。头几年,飞行员被人称作“自杀俱乐部”:在邮政部经营航空邮政的九年里,发生过 6,500 多次迫降,飞行员平均只能活到大约 900 个飞行小时。166 1918 年 8 月到 1927 年 9 月间飞过邮件的大约 200 名飞行员中,34 人死于坠机。167
1952 年 5 月 2 日,英国海外航空公司的德哈维兰“彗星”客机投入定期航线,这是世界上第一种投入定期客运的喷气式客机。它比螺旋桨客机飞得更高、更快,机舱因此必须加压。1954 年 1 月 10 日,编号 G-ALYP、昵称“约克·彼得”的彗星从罗马起飞,机上 6 名机组人员、29 名乘客。机长正在给另一架英航飞机发消息:“乔治·豪·吉格,这里是乔治·约克·彼得,你收到我的……”话断了。厄尔巴岛上的人看见飞机的一部分着着火掉进海里,机上 35 人全部遇难。168
彗星停飞,做了一系列主要针对起火的改装,3 月底复飞。两周多后,4 月 8 日,另一架彗星 G-ALYY 从罗马飞往开罗,在那不勒斯附近坠海,坠毁时的高度和起飞后经过的时间,都与“约克·彼得”差不多。4 月 12 日,英国吊销了所有彗星的适航证。168
皇家海军用抓斗和水下电视从厄尔巴岛附近的海底捞起残骸,送到范堡罗的皇家飞机研究院,一块块拼回去。研究院院长阿诺德·霍尔下令做一次全尺寸的反复加载试验。另一架彗星 G-ALYU 的整个机身被浸进一只巨大的水箱,往机舱里灌水加压,再泄压,再加压,模拟一次次起飞、爬升、巡航和降落。之所以用水而不用空气,是因为如果用空气,机舱破裂时的威力“相当于一颗 500 磅炸弹爆炸”。168
G-ALYU 在试验前已经飞过 1,230 次加压航班。在水箱里又经历了相当于 1,830 次的加压之后,累计 3,060 次,机舱结构破裂了,裂纹从一扇舱窗的角上开始。“约克·彼得”失事前飞过 1,290 次加压航班,另一架飞过 900 次。应变片测出,窗角附近蒙皮的峰值应力在正常舱压下可能超过每平方英寸 4 万磅,而德哈维兰的设计估计是 2.8 万磅。168 调查法庭在 1955 年认定,厄尔巴岛的事故是由于加压舱在顶部自动定向仪天线窗口一带发生金属疲劳,结构失效。168169 常说的“方形舷窗”其实不准确,出问题的是机顶的天线窗和水箱里一扇舱窗的窗角。
此后,全尺寸疲劳试验成了新型客机取证的标准程序。按空客的统计,第一代喷气客机(包括彗星、波音 707、DC-8)的致命事故率是每百万次航班 4.0 次;到装有电传操纵和飞行包线保护的第四代,降到了 0.1 次。170 2023 年,全球大型商用喷气机没有发生一起致命事故,这是 1959 年有统计以来的第一次。171
在范堡罗的水箱里,G-ALYU 被一次次灌满、加压、泄压。累计第 3,060 次之后,水从窗角那道裂缝里渗了出来。机舱里没有人。

参考资料
Footno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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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C. Joksch, "Critique of Sam Peltzman's study," Accident Analysis & Prevention 8(2), 1976. https://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article/pii/000145757690004X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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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J. S. Wilde; L. Robertson & B. Pless, "Does risk homoeostasis theory have implications for road safety?" (for and against), BMJ 324:1149, 11 May 2002. https://www.bmj.com/content/324/7346/114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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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rald J. S. Wilde, Target Risk 3 (free edition, 2014), §7.1 "The Munich taxicab experiment," pp. 109–111. https://safetyrisk.net/wp-content/uploads/2016/09/Target-Risk-3-Free-Download.pdf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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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M. Aschenbrenner & B. Biehl, "Improved safety through improved technical measures?" in Trimpop & Wilde (eds.), Challenges to Accident Prevention (Styx, 1994), pp. 81–89; TRID record. https://trid.trb.org/view/457353 (a book chapter, not a peer-reviewed journal article; full German report: BASt, 1992, https://trid.trb.org/view/34780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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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HSA, Pedestrian Traffic Fatalities by State: 2019 Preliminary Data, February 2020. https://www.safehomealabama.gov/wp-content/uploads/2020/05/GHSA-Pedestrian-Spotlight-2020-FINAL-rev_0.pdf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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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HS, "Vehicles with higher, more vertical front ends pose greater risk to pedestrians," 14 November 2023. https://www.iihs.org/news/detail/vehicles-with-higher-more-vertical-front-ends-pose-greater-risk-to-pedestrian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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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HSA, Pedestrian Traffic Fatalities by State: 2025 Preliminary Data, 14 July 2026. https://www.ghsa.org/resource-hub/pedestrian-traffic-fatalities-2025-dat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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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ncy G. Leveson & Clark S. Turner, "An Investigation of the Therac-25 Accidents," IEEE Computer 26(7): 18–41, July 1993. https://web.mit.edu/6.033/2004/wwwdocs/papers/Therac_1.html ↩ ↩2 ↩3 ↩4 ↩5 ↩6 ↩7 ↩8 ↩9 ↩10 ↩11
-
Jonathan Jacky, "Safety-Critical Computing,"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https://staff.washington.edu/jon/pubs/safety-critical.html (Sources differ on whether Cox died in August or September 1986.)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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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 Nuclear Regulatory Commission, "Backgrounder on the Three Mile Island Accident." https://www.nrc.gov/reading-rm/doc-collections/fact-sheets/3mile-isle.html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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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rles Perrow, Normal Accidents: Living with High-Risk Technologies (Basic Books, 1984;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9), pp. 5, 11, 18–19. https://press.princeton.edu/books/paperback/9780691004129/normal-accidents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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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sanne Bainbridge, "Ironies of Automation," Automatica 19(6): 775–779, 1983. https://ckrybus.com/static/papers/Bainbridge_1983_Automatica.pdf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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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A, Final Report on the accident on 1st June 2009 to the Airbus A330-203 registered F-GZCP operated by Air France flight AF 447 Rio de Janeiro – Paris, 5 July 2012. https://bea.aero/fileadmin/documents/docspa/2009/f-cp090601.en/pdf/f-cp090601.en.pdf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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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use Committee on Transportation and Infrastructure (Majority Staff), Final Committee Report: The Design, Development & Certification of the Boeing 737 MAX, September 2020. https://democrats-transportation.house.gov/imo/media/doc/2020.09.15%20FINAL%20737%20MAX%20Report%20for%20Public%20Release.pdf ↩ ↩2 ↩3 ↩4
-
Boeing, Statistical Summary of Commercial Jet Airplane Accidents, Worldwide Operations 1959–2025, April 2026. https://www.boeing.com/content/dam/boeing/v2/safety/statsum.pdf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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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tional Transportation Safety Board, Collision Between Vehicle Controlled by Developmental Automated Driving System and Pedestrian, Tempe, Arizona, March 18, 2018, Highway Accident Report NTSB/HAR-19/03, adopted 19 November 2019. https://www.ntsb.gov/investigations/AccidentReports/Reports/HAR1903.pdf ↩
-
National Transportation Safety Board, news release on the Tempe collision board meeting, 19 November 2019 (archived copy).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91220142504id_/https://www.ntsb.gov/news/press-releases/Pages/NR20191119c.aspx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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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BI, "Morris Worm," FBI History: Famous Cases. https://www.fbi.gov/history/famous-cases/morris-wor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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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 General Accounting Office, Computer Security: Virus Highlights Need for Improved Internet Management, GAO/IMTEC-89-57, June 1989. https://www.gao.gov/assets/imtec-89-57.pdf ↩ ↩2
-
CrowdStrike, "External Technical Root Cause Analysis — Channel File 291," 6 August 2024. https://www.crowdstrike.com/wp-content/uploads/2024/08/Channel-File-291-Incident-Root-Cause-Analysis-08.06.2024.pdf ↩
-
David Weston, "Helping our customers through the CrowdStrike outage," Official Microsoft Blog, 20 July 2024. https://blogs.microsoft.com/blog/2024/07/20/helping-our-customers-through-the-crowdstrike-outage/ ↩
-
Delta Air Lines, Inc., Form 8-K, filed with the U.S. Securities and Exchange Commission, 8 August 2024. https://www.sec.gov/Archives/edgar/data/27904/000168316824005369/delta_8k.htm ↩
-
National Park Service, "Manhattan Project Scientists: Harry Daghlian," updated 4 March 2025. https://www.nps.gov/articles/000/manhattan-project-scientists-harry-daghlian.htm ↩
-
"May 21, 1946: Louis Slotin Becomes Second Victim of 'Demon Core'," APS News, American Physical Society, May 2014. https://www.aps.org/apsnews/2014/05/slotin ↩
-
William Burr (ed.), "Castle BRAVO at 70: The Worst Nuclear Test in U.S. History," National Security Archive Briefing Book #853, 29 February 2024. https://nsarchive.gwu.edu/briefing-book/nuclear-vault/2024-02-29/castle-bravo-70-worst-nuclear-test-us-history ↩ ↩2 ↩3 ↩4 ↩5 ↩6 ↩7
-
Nic Maclellan, Grappling with the Bomb: Britain's Pacific H-bomb tests, ch. 3 "The fisherman—Matashichi Oishi," ANU Press, 2017. https://press-files.anu.edu.au/downloads/press/n2626/html/ch03.xhtml ↩ ↩2
-
Deri Sheppard, "Robert Le Rossignol, 1884–1976: Engineer of the 'Haber' process," Notes and Records: the Royal Society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Science 71(3), published online 25 January 2017. https://royalsocietypublishing.org/rsnr/article/71/3/263/48636/Robert-Le-Rossignol-1884-1976-Engineer-of-the ↩
-
Vaclav Smil, Enriching the Earth: Fritz Haber, Carl Bosch,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World Food Production (MIT Press, 2001), preface and chs. 4, 5 and 8 (Haber's letter to BASF of 3 July 1909 is quoted in ch. 4). ↩ ↩2 ↩3
-
Vaclav Smil, "Detonator of the population explosion," Nature 400, 415, 29 July 1999. 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22672 ↩
-
"Fritz Haber – Biographical," NobelPrize.org (from Nobel Lectures, Chemistry 1901–1921, Elsevier, 1966). https://www.nobelprize.org/prizes/chemistry/1918/haber/biographical/ ↩ ↩2
-
"Second Battle of Ypres," Encyclopaedia Britannica (Britannica Editors, revised by Michael Ray). https://www.britannica.com/event/Second-Battle-of-Ypres (gives "nearly 200 tons (180,000 kg)"; other sources give about 150 tonnes or 168 long tons.) ↩
-
"The gas valves are opened," The Second Battle of Ypres, 1915, greatwar.co.uk (quoting the regimental history of RIR 238). https://www.greatwar.co.uk/battles/second-ypres-1915/gravenstafel-ridge/gas-valves-open.htm (the number of cylinders is from the companion page "Installation of the gas cylinders completed," citing van Well, Gas! The Battle for Ypres 1915.) ↩ ↩2
-
"The gas cloud is observed," The Second Battle of Ypres, 1915, greatwar.co.uk (a British soldier's account published in The Times, as reproduced in Der Völkerkrieg, vol. V, p. 164; the English is a back-translation from the German compilation). https://www.greatwar.co.uk/battles/second-ypres-1915/gravenstafel-ridge/gas-cloud-observed.htm ↩
-
"Allied losses by the end of the day," The Second Battle of Ypres, 1915, greatwar.co.uk (citing French Army reports). http://www.greatwar.co.uk/battles/second-ypres-1915/gravenstafel-ridge/allied-losses.htm ↩
-
Science History Institute, "Fritz Haber," Scientific Biographies. https://www.sciencehistory.org/education/scientific-biographies/fritz-haber/ ↩
-
Gerhard Ertl, "Fritz Haber and His Institute," in Bretislav Friedrich et al. (eds.), One Hundred Years of Chemical Warfare: Research, Deployment, Consequences (Springer, 2017), open access. https://pure.mpg.de/rest/items/item_2471844_5/component/file_2518078/content ↩ ↩2
-
Bretislav Friedrich & Dieter Hoffmann, "Clara Immerwahr: A Life in the Shadow of Fritz Haber," in One Hundred Years of Chemical Warfare: Research, Deployment, Consequences (Springer, 2017), open access. https://pure.mpg.de/rest/items/item_2506873_5/component/file_3002643/content ↩
-
Fritz Haber Institute of the Max Planck Society, "Historical Review." https://www.fhi.mpg.de/history ↩ ↩2
-
Wollheim Memorial (Fritz Bauer Institute / Goethe University Frankfurt), "Zyklon B: An Insecticide Becomes a Means for Mass Murder." http://www.wollheim-memorial.de/en/zyklon_b_en_2 ↩ ↩2
-
Organisation for the Prohibition of Chemical Weapons, "History." https://www.opcw.org/about-us/history ↩ ↩2
-
Organisation for the Prohibition of Chemical Weapons, "OPCW confirms: All declared chemical weapons stockpiles verified as irreversibly destroyed," The Hague, 7 July 2023. https://www.opcw.org/media-centre/news/2023/07/opcw-confirms-all-declared-chemical-weapons-stockpiles-verified ↩
-
Fabio Urbina, Filippa Lentzos, Cédric Invernizzi & Sean Ekins, "Dual use of artificial-intelligence-powered drug discovery," Nature Machine Intelligence 4, 189–191, 7 March 2022. 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s42256-022-00465-9 ↩
-
Hiroshima Prefectural Office, "The Path from the Atomic Bombing to Reconstruction of Hiroshima," Hiroshima for Global Peace (citing the City of Hiroshima). https://www.pref.hiroshima.lg.jp/site/hiroshimaforpeace-en/reconstruction-atomic-bombing.html ↩
-
Atomic Heritage Foundation / National Museum of Nuclear Science & History, "Little Boy and Fat Man," 23 July 2014. https://ahf.nuclearmuseum.org/ahf/history/little-boy-and-fat-man ↩
-
Hans M. Kristensen, Matt Korda, Eliana Johns, Mackenzie Knight-Boyle & Kate Kohn, "Status of World Nuclear Forces," Federation of American Scientists (2026 estimates). https://fas.org/initiative/status-world-nuclear-forces/ ↩ ↩2 ↩3
-
Office of the Historian, U.S. Department of State, "The Cuban Missile Crisis, October 1962," Milestones in the History of U.S. Foreign Relations. https://history.state.gov/milestones/1961-1968/cuban-missile-crisis ↩
-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61–1963, vol. VI, Document 65, "Telegram From the Embassy in the Soviet Union to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Moscow, 26 October 1962. https://history.state.gov/historicaldocuments/frus1961-63v06/d65 ↩
-
John T. Correll, "High Noon," Air & Space Forces Magazine, 1 October 2012. https://www.airandspaceforces.com/article/1012noon/ ↩
-
William Burr & Thomas S. Blanton (eds.), "The Submarines of October: U.S. and Soviet Naval Encounters During the Cuban Missile Crisis," National Security Archive Electronic Briefing Book No. 75, 31 October 2002. https://nsarchive2.gwu.edu/NSAEBB/NSAEBB75/ ↩
-
Thomas Blanton, William Burr & Svetlana Savranskaya (eds.), "The Underwater Cuban Missile Crisis: Soviet Submarines and the Risk of Nuclear War," National Security Archive Electronic Briefing Book No. 399, 24 October 2012. https://nsarchive2.gwu.edu/NSAEBB/NSAEBB399/ ↩
-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61–1963, vol. VI, Document 68, "Letter From Chairman Khrushchev to President Kennedy," Moscow, 28 October 1962. https://history.state.gov/historicaldocuments/frus1961-63v06/d68 ↩
-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61–1963, vol. XI, Document 104, "Telegram From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to the Embassy in the Soviet Union," 28 October 1962. https://history.state.gov/historicaldocuments/frus1961-63v11/d104 ↩
-
U.S. Department of State,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and The Union of Soviet Socialist Republics Regarding the Establishment of a Direct Communications Link" (Hot Line Agreement), 2009–2017 archive. https://2009-2017.state.gov/t/isn/4785.htm ↩
-
Arms Control Association, "Hotline Agreements," fact sheet, last reviewed May 2020. https://www.armscontrol.org/factsheets/hotline-agreements ↩ ↩2
-
"'Hot Line' Opened by U.S. and Soviet to Cut Attack Risk," The New York Times, 30 August 1963 (NYT Learning Network archive). https://archive.nytimes.com/www.nytimes.com/learning/general/onthisday/big/0830.html ↩
-
U.S. Department of State, "Treaty Banning Nuclear Weapon Tests in the Atmosphere, in Outer Space and Under Water" (Limited Test Ban Treaty), 2009–2017 archive. https://2009-2017.state.gov/t/isn/4797.htm ↩
-
United Nations Office for Disarmament Affairs, "Treaty on the Non-Proliferation of Nuclear Weapons," UNODA Treaties Database. https://treaties.unoda.org/t/npt ↩
-
Ronald Reagan, "Remarks on Signing the Intermediate-Range Nuclear Forces Treaty," 8 December 1987, Ronald Reagan Presidential Library & Museum. https://www.reaganlibrary.gov/archives/speech/remarks-signing-intermediate-range-nuclear-forces-treaty (the transcript spells the maxim "Dovorey no provorey.") ↩
-
U.S. Department of State, "Treaty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and the Union of Soviet Socialist Republics on the Elimination of Their Intermediate-Range and Shorter-Range Missiles (INF Treaty)," 2009–2017 archive. https://2009-2017.state.gov/t/avc/trty/102360.htm ↩
-
Michael R. Pompeo, "U.S. Withdrawal from the INF Treaty on August 2, 2019," press statement, U.S. Department of State, 2 August 2019. https://2017-2021.state.gov/u-s-withdrawal-from-the-inf-treaty-on-august-2-2019 ↩
-
Christopher Yeaw, "Statement to the Conference on Disarmament," U.S. Department of State, Bureau of Arms Control and Nonproliferation, Geneva, 23 February 2026. https://www.state.gov/releases/bureau-of-arms-control-and-nonproliferation/2026/02/statement-to-the-conference-on-disarmament-2 ↩
-
Jonathan Beale, "Fears of new arms race as US-Russia nuclear weapons treaty expires," BBC News, 5 February 2026. https://www.bbc.com/news/articles/c4g31n4ey9go ↩
-
"Scammers deepfake CEO's voice to talk underling into $243,000 transfer," Sophos Naked Security, September 2019 (summarising Catherine Stupp, "Fraudsters Used AI to Mimic CEO's Voice in Unusual Cybercrime Case,"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30 August 2019). https://www.sophos.com/en-us/blog/scammers-deepfake-ceos-voice-to-talk-underling-into-243000-transfer ↩
-
Heather Chen & Kathleen Magramo, "Finance worker pays out $25 million after video call with deepfake 'chief financial officer'," CNN, 4 February 2024. https://edition.cnn.com/2024/02/04/asia/deepfake-cfo-scam-hong-kong-intl-hnk/index.html ↩
-
Kathleen Magramo, "British engineering giant Arup revealed as $25 million deepfake scam victim," CNN, 16 May 2024. https://edition.cnn.com/2024/05/16/tech/arup-deepfake-scam-loss-hong-kong-intl-hnk/index.html ↩
-
David Elliott, "'This happens more frequently than people realize': Arup chief on the lessons learned from a $25m deepfake crime," World Economic Forum, 4 February 2025. https://www.weforum.org/stories/2025/02/deepfake-ai-cybercrime-arup/ ↩
-
NHS England — London, "Almost all services back on track after cyber attack hit south east London," 4 October 2024. https://www.england.nhs.uk/london/2024/10/04/almost-all-services-back-on-track-after-cyber-attack-hit-south-east-london ↩
-
Jess Warren, "Ransomware attack contributed to patient's death," BBC News, 25 June 2025. https://www.bbc.co.uk/news/articles/cp3ly4v2kp2o ↩
-
William Ralston, "The untold story of a cyberattack, a hospital and a dying woman," WIRED, 11 November 2020. https://www.wired.com/story/ransomware-hospital-death-germany/ ↩
-
Andrew Witty, written testimony before the House Energy and Commerce Subcommittee on Oversight and Investigations, 1 May 2024. https://www.congress.gov/118/meeting/house/117242/witnesses/HHRG-118-IF02-Wstate-WittyS-20240501-U5.pdf ↩
-
U.S. Senate Committee on Finance, "Responses to Questions for the Record for Andrew Witty" (hearing of 1 May 2024). https://www.finance.senate.gov/imo/media/doc/responses_for_questions_for_the_record_to_andrew_witty.pdf ↩
-
U.S. 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 Office for Civil Rights, "Change Healthcare Cybersecurity Incident Frequently Asked Questions," last reviewed 13 August 2025. https://www.hhs.gov/hipaa/for-professionals/special-topics/change-healthcare-cybersecurity-incident-frequently-asked-questions/index.html ↩
-
Hannah T. Neprash, Claire C. McGlave & Sayeh Nikpay, "Hacked to Pieces? The Effects of Ransomware Attacks on Hospitals and Patients," American Economic Journal: Economic Policy 18(1): 256–281, February 2026. https://www.aeaweb.org/articles?id=10.1257%2Fpol.20240594 ↩
-
Home Office, "The General Register Office celebrates 175 years of civil registration," GOV.UK, 29 June 2012. https://www.gov.uk/government/news/the-general-register-office-celebrates-175-years-of-civil-registration ↩
-
Stephen Halliday, "William Farr: Campaigning Statistician," Journal of Medical Biography 8: 220–227, 2000, reproduced by the UCLA Fielding School of Public Health. https://epi-snow.ph.ucla.edu/Stream5_additionalitems_h.html ↩ ↩2
-
José A. Tapia Granados, "William Farr," Encyclopaedia Britannica. https://www.britannica.com/biography/William-Farr ↩ ↩2
-
J. C. Wagner, C. A. Sleggs & Paul Marchand, "Diffuse Pleural Mesothelioma and Asbestos Exposure in the North Western Cape Province," British Journal of Industrial Medicine 17(4): 260–271, October 1960. https://pmc.ncbi.nlm.nih.gov/articles/PMC1038078/ ↩
-
J. C. Wagner, "This Week's Citation Classic," Current Contents no. 32, 6 August 1979. https://garfield.library.upenn.edu/classics1979/A1979HE36800001.pdf ↩
-
NASA Aviation Safety Reporting System, "ASRS Program Briefing," data through December 2025. https://asrs.arc.nasa.gov/docs/ASRS_ProgramBriefing.pdf ↩
-
Hyeong Sik Ahn, Hyun Jung Kim & H. Gilbert Welch, "Korea's Thyroid-Cancer 'Epidemic' — Screening and Overdiagnosis," 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 371: 1765–1767, 6 November 2014. https://www.nejm.org/doi/full/10.1056/NEJMp1409841 ↩
-
Saloni Dattani, Lucas Rodés-Guirao, Hannah Ritchie, Esteban Ortiz-Ospina & Max Roser, "Life Expectancy," Our World in Data (pre-1950 world estimates from Riley 2005). https://ourworldindata.org/life-expectancy ↩
-
Max Roser, "The short history of global living conditions and why it matters that we know it," Our World in Data, 2016, revised February 2024. https://ourworldindata.org/a-history-of-global-living-conditions ↩
-
"Global child mortality," Our World in Data chart (Gapminder and UN IGME). https://ourworldindata.org/grapher/global-child-mortality-timeseries ↩ ↩2
-
Gregory L. Armstrong, Laura A. Conn & Robert W. Pinner, "Trends in Infectious Disease Mortality in the United States During the 20th Century," JAMA 281(1): 61–66, 6 January 1999. https://jamanetwork.com/journals/jama/fullarticle/768249 ↩ ↩2
-
"Global aviation fatalities per million passengers," Our World in Data chart (Aviation Safety Network; ICAO via World Bank). https://ourworldindata.org/grapher/aviation-fatalities-per-million-passengers ↩
-
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Achievements in Public Health, 1900–1999: Improvements in Workplace Safety — United States, 1900–1999," MMWR 48(22): 461–469, 11 June 1999. https://www.cdc.gov/mmwr/preview/mmwrhtml/mm4822a1.htm ↩
-
U.S. Bureau of Labor Statistics, "National Census of Fatal Occupational Injuries in 2024," USDL-26-0230, 19 February 2026. https://www.bls.gov/news.release/cfoi.nr0.htm ↩
-
Steven Pinker, "The Enlightenment Is Working,"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9 February 2018 (adapted from Enlightenment Now, Viking, 2018). https://www.wsj.com/articles/the-enlightenment-is-working-1518191343 ↩ ↩2
-
IATA, "IATA Releases 2025 Safety Report," press release no. 11, 9 March 2026. https://www.iata.org/en/pressroom/2026-releases/2026-03-09-01 ↩
-
David Collingridge, The Social Control of Technology (Frances Pinter, 1980), Preface, p. 11. ↩
-
Smithsonian National Postal Museum, "Some Early Pilots," Airmail in America. https://postalmuseum.si.edu/exhibition/airmail-in-america/some-early-pilots (gives 32 pilots lost). ↩
-
USPS Historian, Airmail History in Pictures. https://about.usps.com/who/profile/history/pdf/airmail-history-in-pictures.pdf ↩
-
Ministry of Transport and Civil Aviation, Report of the Court of Inquiry into the Accidents to Comet G-ALYP on 10th January, 1954 and Comet G-ALYY on 8th April, 1954 (HMSO, 1955). https://asn.flightsafety.org/reports/1954/19540408_COMT_G-ALYY.pdf ↩ ↩2 ↩3 ↩4 ↩5
-
Hansard, HC Deb 16 February 1955, "Comet Aircraft Accidents (Report of Court of Inquiry)." https://api.parliament.uk/historic-hansard/commons/1955/feb/16/comet-aircraft-accidents-report-of ↩
-
Airbus, A Statistical Analysis of Commercial Aviation Accidents 1958–2019 (2020), via SKYbrary. https://skybrary.aero/sites/default/files/bookshelf/5920.pdf ↩
-
"Rate of large-aircraft accidents declined further in 2023," FlightGlobal, September 2024 (reporting Boeing's statistical summary). https://www.flightglobal.com/ops-safety/2024/09/rate-of-large-aircraft-accidents-declined-further-in-2023/ ↩